论文摘要
作为史学家和政治家的司马光,是名流千古、万世传诵不息的,其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是我国史学史上伟大的史学巨著之一；而作为哲学家的司马光,却是湮没无闻,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被列入哲学家之流,其哲学思想才受重视。有鉴于学界目前对司马光哲学思想中的易学研究比较分散,本文试图做一些努力,希冀在前辈的基础上对《温公易说》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研究,以便从中窥见司马光易学思想之全貌。研究一部著作,不能脱离作者的时代背景。北宋初期,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革,为维护王朝的统治,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包括司马光在内的道学家们试图将学术和社会变革结合起来,为王朝的统治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因而司马光《温公易说》指论人事,深切生民日用,将易道融入社会伦理中,用以指导百姓生活。至于《温公易说》的撰作时间、版本及卷数体例等,有的认为其早出现于苏轼所撰《司马文正公行状》,有的认为是撰作于司马光居洛期间,有的认为《易说》为三卷本,有的认为是一卷本,等等。经过论证,本文认为《易说》应撰作于司马光居洛期间,经四库馆臣编撰后,定为六卷本,现通行本是司马光真本无疑,但在内容和行文体例上则与原本有所出入。《温公易说》的主要易学思想,本文分两大部分来阐述,一为以数统义的象数模式建构,一为“内圣外王”的儒家义理开释。司马光构建了一个高范畴——太极,太极即万化之本源,太极分化出阴阳二气,阴阳之变和五行之化所体现出来的规律就是易道。太极、阴阳、易道是虽一而三、虽三而一的关系。司马光构建了一个以象数统摄义理的体系,以象数统摄义理,以义理补充象数,象数与义理不可偏废。司马光设定了一个先天固有的“数”的结构模式,这个模式即天地的结构模式,“义”的展现则是人文道德伦理的规律和秩序,是对这个天地结构模式的一一对应。在对义理的阐释上,司马光突出了“正心”和“中正”两个范畴的重要性,认为“正心”是君子修身养性的首要目标,同时也是圣人治道之要,君王治国之要,可以通过“止于一”的功夫来涵养；然“正心”始终只是涵养内在修为,不能直接施之于天下之治中,于此,司马光提出“中正”说,以“中正”为尺寸,衡量天下家国大事。“中正”用于实践上就表现为司马光的纲纪思想,即重礼制,尚名分,强调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不可紊乱。《温公易说》是一部解《易》专著,其大的特色有两个,一个是引史事以证易义,但作为政治家和史学家的司马光,引史证易,不单只是列举一些事实来解释卦义证明易道而已,更深刻的含义在于道德伦理上的劝教,目的是维护王朝的统治秩序；另一个特色就是反对王弼虚无玄渺的义理之学,强调《易》乃布帛菽粟人生日用之学,司马光把高高在上的易道拉下来,落实在人生日用中。《温公易说》虽为司马光主要的易学著作之一,但其影响却不深远,很快就泯灭于后世了,究其原因,和当时的学术走向和其自身的行文风格、体例等是分不开的。司马光以史学闻名,其史学思想和易学思想又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相得益彰,互为影响。易学为其史学评论提供内在的衡量标准,史学反过来以具体的考见更好的理解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