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张君劢的思想被称之为“新宋学”。在本文的分析中将“宋学”区分为两层含意：相对于“汉学”传统的“宋学”即侧重于学术的操作意义上的研究方法；相对于汉代学术的“宋(明)学”即侧重于学术的思想意义上的立场、取向和持守。 前者的提出是针对当时的复古派的，同时是对当时的一种复古思潮的矫正。而后者的提出，是针对当时的西化派的，它是中国的“宋(明)学”传统。对于前者我们紧扣着“宋学”与“汉学”的比较来分析展开，在“名物考据”与“心性义理”之间，试图确切把握张君劢所谓的“宋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的“宋学”。对于后者我们联系张君劢的西学背景，主要是康德哲学和生命哲学，在中西之间深入探讨他的“新宋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宋(明)学”，而且是“新”的“宋(明)学”。其“新”新在何处?亦即何以为“新”? 在上述问题的阐释中我们也就进一步勾勒出了张君劢的“新宋学”的大体轮廓。对于张君劢的“新宋学”，它一方面起到了针砭时弊，挽救世道，矫正人心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一些问题上却又未免失之偏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儒家本源层级的认识不够体贴，时常以西学的范式操刀于儒家学问，这种与西方哲学的纠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张君劢对中国哲学、“宋学”本身的某种误读。所以在张君劢处便显现了一种内存紧张而且支离的儒学。 文章中对上述问题有所揭示，但却不足以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张君劢的问题，也是整个现代新儒家的问题，它更延续关涉到了当代的新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