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面对中国文化在近代遭遇的危机，在对斯宾格勒与汤因比文化形态学批判地吸收基础上，朱谦之建立了自身的文化形态学体系，从而在理论上处理了中国文化命运及其未来形态的问题。本文将朱谦之的文化形态学分为“己他关系”和“文化与文明”两个部分进行研究：首先，就“己他关系”而言，朱谦之在运用斯宾格勒“观相”法之整体“俯瞰”和同源“类比”过程中，综合改造了黑格尔的“三段论”和孔德的“三阶段法则”，形成了他的“文化四形态”，将文化分为宗教、哲学、科学、艺术四种形态，其中除了艺术作为世界文化的综合协调之外，其余三种文化形态分别对应印度（宗教）、中国（哲学）、西方（科学）。此三种文化形态在各自纵向文化发展过程中，经过“己文化”与“他文化”的独立、传播、渐趋融合，后殊途同归地趋向艺术文化时期，而此时的艺术文化则包容了前三种文化形态，由此达到文化的“和而不同”。其次，朱谦之运用文化形态学的方法，对文化与文明及其关系进行层层剖析，论证了中国文化不但现在没有“僵死”，而且将来也不会灭绝，中国文化具有绵延的文化时间和广阔的文化空间。他认为，“古而不亡，老而不死”的中国文化终将复兴，并且，在经历科学文明的洗礼后更会迸发出非凡的创造性，再次绽放出灿烂辉煌的生命力。朱谦之文化形态学指向的是中国文化形态的自我更新，他以为中国文化通过自觉、主动地融摄西方文明而可向一更高形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