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中国现代性思想的进程中,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极重要的一支,也始终受争议。本文尝试从普遍主义的角度对康氏的这一思想加以解读,大同思想具有很强的普遍主义意图,与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观和西方的普世主义不同,这种高“强度”的普遍主义来源于康有为对于大同世的尽情个人描绘和人为规划。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以世界为对象重建了一套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现代伦理和一种崭新的政治文明,他所致力于达到的世界性的普遍认同其实是对19世纪以来整个西方现代性方案的全面拒绝,他所希望建构的天下秩序实际上是要召唤一种新的政治文明的产生。作为一名儒学的改良派,康有为力求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境下缓解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打造一种不同于西方学说的新的普世价值,从而不仅拯救中国社会,更进一步在全世界得以广泛适用。但这样一种绝对平等的大同普遍思想在理论环节和之后的实践检测中都受到了极大的动摇与挑战,直至今天,我们也必须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进行重新考量,对这种普遍主义理想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转化都应加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