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王安石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具有儒学家底。他立志做一个像稷、契那样的大臣后,所自觉学习的是儒家的经典。父亲去世后,迫于家中的经济压力要考取功名而入学为诸生,所学习的还是儒家经典。在这种氛围之中,王安石逐步确立了自己儒者的身份。当王安石考中进士,签书淮南判官后,看到了佛道昌盛,儒学衰微的现实。作为一个儒者,他开始研究对儒家有卫道之功和具有丰富心性论思想的孟子,希望通过对孟子性善论思想的阐发来回应佛家心性论的挑战。这一时期,他还站在孟子性善论的立场上批评了荀子的性恶论。进入官场后,王安石越来越感觉到恶在现实中存在的事实,想要探讨恶存在的深层原因。但他仍然相信性善论,所以一开始选择了李翱的性善情恶说作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后来他看到李翱的性善情恶说有违于《中庸》的性情一致理论,就从善恶在现实中存在的事实出发,经过性情一致的理论分析,终接受了杨雄的性善恶混说。但他不愿意放弃性善说,所以用各有所当的方式会通了杨雄的性善恶混说和孟子的性善说。佛道的逼迫并没有终止,王安石会通孟杨后的人性论也无力应对佛家具有本体论色彩的心性论的挑战。同时,他认为当时流行的孟荀杨韩四子的人性论也无一能达到本体论的高度。这时,王安石的爱子不幸病逝,加上改革派内部互相倾轧,王安石的内心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为了排遣痛苦,王安石在佛道思想中寻找慰藉。这样他接触了大量的佛道思想精华,终于利用佛道思想资源构建了他具有本体论高度的人性论。接着他会通了他具有本体论高度的无善无恶的人性论和原来他具有的性有善有恶的人性论,把它们归为体用关系。这个具有本体论高度的人性论可以说是来源于佛道,但是王安石儒者的身份自觉使他把这个人性论归于孔子。这样,儒家就有了具有本体论高度的人性论。这样,王安石就拥有了一套具有立体层面、丰富内容的人性论。就层面上讲,王安石的人性论有价值理想、现实关怀、本体论三个层面；就内容上讲,王安石的人性论包括性善、性有善有恶、性无善无恶三块内容。王安石相信性善论,所以他有一种向善的人生态度,具体表现为他孝亲养家、与人为善、惟道是从、兼济天下四个方面；王安石相信性有善有恶论,所以他有一种自是的人生态度,具体表现为他罢君子、用小人两个方面；王安石相信性无善无恶论,所以他有一种超脱的人生态度,具体表现为于事无心、与人无仇两个方面。但是情况并非这样简单：当他相信性有善有恶论同时又有性善论的价值指向时,他的自是态度就会进一步加强。当他相信性无善无恶论而具有一种超脱的人生态度时,作为性善论导致的兼济天下情怀使他终不能得以完全超脱。王安石人性论的贡献在于它把儒家人性论提高了到本体论的高度,其成因是王安石能顺应时代要求,并且对佛道学说采取一种宽容的利用态度。王安石人性论的不足在于它不够纯熟,其成因是王安石兼收并蓄的为学进路。这一见解对当前复兴国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