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解体,当时以性理学为代表的儒学也走向了衰落,此时,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力、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和渗透下,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急局面,应运而生的康有为自觉应挑起这历史的担子,寻找能使中国起死回生的良方。二十世纪初,已逾不惑之年的康有为开始反省自己以前的哲学思想,修正自我认知,系统地对儒家经典进行新的诠释。他在两年时间内,完成了对五部经书的研究诠释:《中庸注》(1901)、《礼运注》(1901-1902)、《论语注》(1902)、《大学注》(1902)、《孟子微》(1902)。本文首先描绘了这几本诠释作品的概貌,然后对这几部作品中所具有的新思想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康有为对传统儒家经典诠释中表现出来的进化思想、民主思想、平等自由思想以及近代经济思想等思想方面的特色。然后从诠释方法角度分析康有为的诠释作品的特点,从诠释的思想路径角度来看,康有为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可以算是求“原意”和求“用心”的统一;从诠释手段的这个角度来分析,本文认为康有为采用了“解喻结合”的手法;从诠释体例特征角度来分析,康有为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体例上不因循守旧,屡屡依照自己的目的进行创新;同时在诠释时的语言上也运用了很多西方词汇和佛教词汇。接着本文分析了康有为这些思想上、方法上的诠释特点的成因,总结归纳出五点,即:康有为自幼形成的理学基础,正因于此,他把儒家经典当做表达自己思想的媒介;西学的影响,本文用史实说明了康有为所接触到的西学,这也就不难说明他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中为何会融入如此多的西方思想;时代背景的影响,“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诠释者的“历史性”对诠释者的影响是巨大的;康有为的个人性格,康有为的主观、自信,影响了他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儒家经典的现代性,经学是与时俱进的,古老的儒家经典具有现代性,这是康有为能够对其进行近代意义解释的根本原因。后本文对康有为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做出了评价:康有为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虽然有武断、牵强、比附之嫌,但他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对儒家经典诠释向近代化推进所起的作用,我们不应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