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考察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庄子与屈原“游”的思想。文章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述研究意义、前人在这方面的工作及本文的目的;第二部分论述孔子“游于艺”的思想;第三部分浅析庄子“逍遥游”;第四部分围绕屈原贬逐之游展开;第五部分小结孔子、庄子、屈原“游”的思想的异同,并与西方“游戏说”进行对比。在孔子那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是与“游于艺”联系在一起的。孔子以“游”的方式进入“艺”境,通过“游于艺”打开道、德、仁的体系。“艺”指礼、乐、射、御、书、数。此六艺既是技艺之艺,也是艺术之艺,游于艺,是让良知、良能进入技艺和艺术。道、德、仁、艺四者是彼此相通的,“志于道”引领着严谨的学问,“游于艺”保持了“道”的生动,使整个体系生气勃勃又不失严肃。“礼”作为六艺的一种,既渗透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又有宗教祭祀、人伦交往等功能。古时贵族之间的货物来往要遵从一定的仪式,而国人和野人间的贸易往来则不必受此约束,乃是“旅于市”,是一种游动的状态。古时的祭礼除了严谨的秩序、严肃的礼节之外也有浓厚的“游戏”因素。无论是交往之礼还是祭祀之礼,都与“游”这种轻松、活泼的状态不同,但他们绝不是相互隔绝的。天下有道的社会是一个礼中有游、游中有礼的社会,“游”消解了“礼”所带来的紧张,“礼”则弥补“游”的散漫。规则与自由之间和谐相处,互为补充,“道”也就随即产生。庄子的“逍遥游”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首先,这是一种“无待”之游,不同于鲲鹏、列子、宋荣子之游。其次,“游”的场域应在人间世。“游”是自由亦是秩序,是社会、个人各归其位的结果。“游”又可以表现为“化”和“隐”。“化”意为“外化而内不化”,潜藏在“逍遥游”背后的乃是“安”与“顺”。“隐”的过程即是“逍遥游”的过程,“隐”并非是对世界的离弃,而是为了更深刻的反观与思辨。再次,人间世即“无何有之乡”,要达到“无”与“游”,要进行“心斋”和“坐忘”的功夫。两者通过对心灵的否定达到朴素的心灵状态,与自然之道契合。屈原被贬放逐,经历了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漫游。他处在信念的断层之中,既不能随波逐流,随众人而醉,也无法游心于自然之间,在王道政治之外逍遥旷达,更不能重返信念。他的心灵经受着一场苦游。屈原亦在虚幻的神话世界里遨游,这种神游和幻游转移了情感,使心灵暂时得到解放。屈原虽然饱受心灵的放逐找不到出路,终以抱沙自沉的方式结束苦游,却在文学创作中展开了“游”的双翅。孔子与庄子都有游乐及游戏的体验,孔子的“吾与点也”与庄子知鱼之乐,均是天人合一的逍遥之乐,是心灵和谐之乐。但是当时的社会并未提供给他们悠游的空间。当礼法秩序无法承负生存的苦难,孔子可以选择“乘桴于海”,屈原却沉亡于汨罗江。孔子、庄子、屈原“游”的思想与西方游戏说有一致处也有不同处。从人的修养来说,中西方都强调身心的和谐统一、无拘无束,但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也导致了两者的不同,除此之外,西方的“游戏说”着重与艺术联系起来谈审美,而中国的“游”的思想更关注人生、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