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界,“直觉”和“理性”分别是梁漱溟前后期思想的核心内容。本文通过追溯“直觉”和“理性”的提出和更替过程,从心理学、认识论、本体论及人性论的角度阐述梁漱溟前后期思想的变与不变,同时分析导致这一结果的理论与现实根源。从“直觉”到“理性”的变化是梁漱溟思想成熟的标志,是其理论发展与社会问题变化的必然结果,但从本质上讲,梁漱溟的前后期思想是一致的。从理论发展的需要看,“直觉”虽然能够有效地体现中国文化之特色以区别西方文化,但其“本能”性状使其无法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因而不能担当中国文化之本体并上升到世界文化之体的高度。从社会问题的变化看,“直觉”时期,梁漱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确证中国文化之存在,而“理性”时期,梁漱溟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如何开发中国文化之价值。经过长期深入的思考,梁漱溟醒悟到必以“理性”代“直觉”而后能圆融地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梁漱溟一生以探求“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之解答为目标,致力于“儒家人生理想”和“民族现代化”之结合与共同实现,力图以儒家理性为中国现代化之价值依托,开发出一个有别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新型现代化发展模式”来,虽然梁漱溟主导之乡村建设实践并不成功,然而,其对儒家传统文化之发掘与创新,对民族现代化之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至今仍然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