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生活于道学传统中的王夫之有志于“作圣希天”，而研究和注解《庄子》一书对于这一目的的达成是必要的。同时，由其严谨的儒家立场所决定，他采用了“致曲于全”的方法，即一方面维持庄周学说本来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消解其对于“大道”的遮蔽。王夫之认为浑天说是庄子立论的根据所在，并从此出发对庄周学说进行了从新建构。所谓浑天说，即是指空间上充塞无间的浑然一气在时间上绵延不息的做着环形运动，而万有的生成与消亡无非是浑然一气的凝滞和解散，因此可以用“合而为一大之体，散而为万物之章”来界定它。在浑然一气凝滞为人形之后，其“合而为一大之体”的一面作为“神”发挥其功用，使属己的清醇之气能够“等生死于同状，涵万物于一府”。但是，属己的清醇之气往往凭借外在的机缘而力求栖止并发生改变，因此学者有必要以自身的修养来恢复清醇之气，进而彰显“神”的功用以实现自身的超越。由于在人的有限和天的无限之间存在着差别，因此“神”落实为人意识中的本体观念之后不应当是一个僵化的存在，相反应当将万有理解为本体之平等的功用和表现并动态的加以因任、随顺，客体真实的存在自可由此完成，而主体内心的宁静亦可由此而得以达致和保持。道家的超越之路终达成“逍遥”的境界，即一方面不苛求于当下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为当下的存在所拘执，不断的实现着自身的无限和恒常。对于浑天来说，这种超越的价值在于以恢复和保持属己的清醇之气来有功于浑天的流通与和谐。王夫之认为，只要指出庄周学说的缺点所在，就可回复到儒家的“君子之道”。而庄周学说的缺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未能审慎的分析浑天运行的精粹原理并以此来界定“神”的具体内容；（二）、未能认识到“天亲一致”的原则并进而说明父母对于学者之超越过程的价值所在；（三）、在超越过程中，将“天能”与“人能”相混淆，因而未能像儒家那样详尽的分析人现实的存在状态，并提出以“正心立志”、“见几”、“精义”为内容的为学之路。可以说，君子之道的特点在于以不懈的“上学下达”的努力来真实的效法浑天、拥有“阴阳皆备之大全”。这一过程将“浑天”运行的精粹原理贯通于学者自身的行为与外在的事物之中，对于学者而言，其价值在于“成身、成性、成物”；对于浑天而言，其价值在于“与天地相参”，有功于浑天的流通与和谐。较道家的超越之路而言，儒家的“君子之道”更为确实。纵观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史，儒道会通是其中的一条关键的隐线，而宋明道学则是则是这一过程所达致的杰出成果。道学在创立之初无疑汲取了庄周学说的营养，因此有必要对之加以详尽的分析。唯有如此，才能使之对儒家学者的个人实现有所助益，而不是多方搅扰。王夫之注《庄》、通《庄》，其意义和价值盖在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