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现代化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与此相应，现代性已经成为几代中国人的理想和诉求。面对“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对中国传统满怀深情的梁漱溟，对中国文化及社会的问题作了理性的思考与价值检讨。他的文化哲学就是对“中国问题”的真切感受与深入思考的产物。 梁漱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西方现代性。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分析，他认为理智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促生科学与民主的同时，让西方文化付出了精神受苦的代价。有鉴于此，梁漱溟并没有像全盘西化论者那样，全然否定传统与本土文化而无条件地接受西方化。梁漱溟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包括“文化三路向并行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以一种曲折有致的方式安顿了传统与东方文化的价值。由于这种思想的传统主义与东方主义色彩，它极容易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反现代性理论。实际上，与其说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是反现代性的，倒不如说是对现代性的反思。(1) 而且，看起来似乎吊诡的是，这种现代性反思在传统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外衣下与它所反思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先见与思维方式。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在其深处与进步史观、文化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整体主义等紧紧纠缠在一起。(2) 更进一步讲，梁漱溟文化哲学的现代性立场的独特性还在于它提供了对现代性的另一种理解，即在中国语境下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相接轨的现代性。粱漱溟在回答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如何自处的问题时，终提出了“深层文化融合论”：孔家“刚”的精神在意欲方向和生活态度的层面上融通中西，作为精神动力促使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并成为新的世界文化。这一方案已经同时逸出了“文化三路向并行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的理论架构而意味着对现代性的一种新理解。在西方现代性——强调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强调理智的价值——之外，梁漱溟的思想主张传统与现代的融通，主张以理性纠偏理智。这一点在当下显得尤为意义深远。(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