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魏晋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风流的时代。面对社会规范的缺失、社会道德的失范，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其中的一种。然而，由于文本和资料的缺乏，也由于各人解读的角度不同，对嵇康的这一思想的解释存在着分歧。 本文在吸取前辈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名教”指外在的社会规范(包括社会制度和社会风俗习惯)，“自然”指内心的道德观念。“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要超脱外在的社会规范的约束，从自己的“本心”出发，以达到“是非无措”、“大道无违”的境界，这个“本心”就是嵇康理想的、与现实不同的道德观念。 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接着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讲的。按照王弼“崇本息末”的方法论，自然在时间上、逻辑上先于名教，当名教与自然发生矛盾时，必然要“越名教而任自然”。后来的郭象企图调节“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思想，反映了人们在冲突之后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企图。 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针对当时“名实不符”的社会现实，否定了出于私利来行善所导致的道德虚伪，强调道德就是道德本身，要求从人的动机来考察其行为的善与不善，要求道德行为是出于本心，是自然而发的。但是，嵇康并没有严格规定“心”的内涵，这就容易导致把“任自然”理解为放任；他的倒退的历史观也使他在现实中找不到实现理想的途径；他认为神仙和圣人都是禀受“异气”，是命定的，一般人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使神仙和圣人成为令人羡慕的对象而不能成为奋斗的目标，缺少理想人格来引导人们的努力，这些都是他的这一理论的缺陷。佛教理论解决了这些缺陷。佛教认为人人都可成佛，连“一阐提人”都有佛性，提出了“顿悟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佛理，提供了道德自律的基础；通过因果报应，又把报应放在谁都无法见证的死后和来世，解决了道德的他律问题，确立了道德的后防线。 康德认为道德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至善”，也就是“道德”与“幸福”的统一。但是，现实中得到社会承认——实现“富”与实践道德——“仁”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道德并不必然导致幸福。嵇康以“越名教而任自然”表达了自己选择“仁”，选择了理想的道德信念。他的临刑前三千太学生“请以为师”，他“顾视日影，索琴弹之”的从容都表现了他对理想道德的执着。 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启示我们：单纯的规范并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进行各种制度建设的同时要注重对人本身的教育，以形成人的内在的道德信念，使人们自觉地按照规定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