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论文试图以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儒家的问题，提出了儒家的制度化问题。 通过考察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角色，本文认为：儒家显然不单纯是一种观念化的思想流派，它更多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并从两个层面来讨论这种制度化的存在。一方面是儒家本身的制度化，这种制度化是通过科举、经学化而确立的儒家著作的经典化和儒家传播、儒家与权力之间联系而确立的；另一层面则是儒家观念在社会控制体系和制度设计中的渗透和呈现，具体地说就是体现着儒家意识形态的国家观念、宗族制度、政治社会结构的现实的制度存在。这两个层面通过权力、真理和制度之间的互相配合而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在探讨了制度化儒家的基本结构之后，本论文将视角集中于自1895-1919年之间，由于中国社会自身的原因和外力的刺激，这种稳定的制度化结构开始崩溃，从某种程度上说：制度化儒家的解体在根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基本面貌。 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原因来看，太平天国起义，导致了军人势力的增长，特别的地方军事势力的崛起，严重影响了皇权的一统性；同时在镇压农民起义中产生的新的财政措施和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使得科举制度受到挑战。如捐纳的扩大导致科举已不是获得权力的唯一途径，商人的地位得到提升。 但是对制度化冲击为猛烈的则是现代化的潮流。在西方的经济和军事强势面前，中国人逐渐接受了现代化，但是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的过程及其相关的制度性的要求对于儒家的合法性地位造成了无可比拟的冲击。首先儒家的真理性和普遍有效性受到怀疑，传统的以“差等”为基础的制度架构和合理性基础被平等和自由的理念所取代；以培养君子为核心的儒家教育模式被以技艺为核心的知识教育所取代，因此新的教育制度和法律制度建立起来。随之而来的则是科举的废除和传统制度的解体，这一方面使儒家和权力之间的联系被中断，同时儒家对现实生活的规范和制约力便随之消失。终于伴随着封建皇朝的灭亡，制度化儒家也解体了。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儒家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其观念己经成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组成部分。其观念也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要指南，因此在制度化的儒家解体之后，重新制度化的努力也在不断的进行。 本文着重分析的是辛亥革命之后，军阀和康有为等人通过建立孔教会和试图在法律中规定尊孔条文对儒家进行制度化的努力。但山于中国的宗教背景和军阀不断将儒家作为复辟的依据，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家的全面的否定，从而决定了儒家在20世纪中国的基本角色。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短短的30年的时间里，儒家由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和合法性的基础转变为新派的知识阶层眼里走向民主和自由的障碍物，中国的意识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对于制度化儒家而言，从废除科举制到君主制度的推翻，由独尊儒术后形成的一系列制度设置彻底的解体。但随后的历史说明，儒家并没有随着制度化的解体而失去其对中国人的生活的影响，人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或誉之或毁之；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我认为很难对它的前景作出确切的判断。 儒学在汉代，宋明时期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也曾经成功地与佛教等外来文化融合，那么面临现代化的挑战，儒家将是何以寻找自己的立身之处呢？或者说在后制度化的状况下，儒家何以找着安身之所呢？我们面临的是哈姆雷特式的难题：“生存，或死亡，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