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王阳明龙场悟道和贵州传道是“黔中王门”形成的契机。阳明居黔时开创和初步构建了心学思想体系,同时,影响了贵州阳明学派以后的思想、组织进程。黔中弟子们传承、发展了阳明学说,形成了“黔中王学”学术思想。其中,孙应鳌、李渭取得的成就大,代表了黔中王学的学术水平与面貌,本文的研究主要围绕二人展开论述黔中王学的学术内容与特性。心性学说是阳明学的根基、核心。应鳌首先阐明了心与性、心体与性体这一对阳明学首要的范畴；他接着大力论说了“乐为心性本体”的命题,体现了强烈的主体性品格；他对历史上诸家人性学说做了考察与梳理,对之重新做了心学的诠释,对性善论做了再一次的确认。李渭固然对阳明心性思想也有所认识,但更重“仁”的讨论,直接以仁为体,这既表现了某种对孔孟儒学之根本精神的复归,更有对现实社会中阳明后学流弊的不满。从而,他提出“心无法”反对马廷锡的“心有法”。应鳌全面地阐释了阳明学核心的“心即理”、“致良知”命题。相对而言,李渭虽然也遵奉阳明的基本理念,但其论说比较零散,使得其说看起来不如孙氏的理论广度与厚度。“意”话题的讨论是阳明学的重要特色。应鳌提出“诚意慎独”说,而李渭倡导“毋意”。应鳌此论非常完整,基本上承接了阳明“诚意”学旨,与同样以“诚意慎独”闻名的刘宗周值得分析比较。孙、刘极力批评阳明后学的流弊,使得都以“诚意慎独”作为主旨,且都具有本体意味,只不过应鳌未成体系而已。李渭与应鳌走的理路相异,其“毋意”功夫建立在心性本体上,是承接杨简、王畿而来,也学习了耿定向、罗近溪等人的相关思想。但“毋意”对阳明“诚意”发生了不小的偏离。同时,李渭与刘宗周之师许孚远之间的论战,对刘宗周产生了一种“反动”的影响。“知行合一”在阳明学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孙、李在此问题上,既承接了阳明的基本理念,也有着独到的发挥。应鳌不断从《论语》《中庸》等经典解读、论证他的“知行合一”说。阳明所言的知行本体主要体现在知行合一与“心即理”、“致良知”的关系上,知行功夫则表现为与诚意慎独的关联。应鳌从本体——功夫维度承接、发展了阳明此路径。相对而言,李渭却剑走偏锋,他没有像应鳌那样作系统的梳理,是直接以“先行”说取代“知行合一”。这是因为随着对心性本体思想理解、体悟的深化,相应在功夫论上从“毋意”调整为“先行”。同时,“先行”说正是晚明学界针对“良知现成论”流弊的补偏救弊努力之一,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与理论价值。黔中学者在易学上成就较大。孙、李都明确赞赏杨简《已易》,他们的易学思想遵奉、渊源于慈湖的心学易理路；从阳明“玩易”到黔中学者“谈易”,在运思理路上有许多相通点,孙氏易学是对阳明零散的易学的系统建构；王畿是阳明学派易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应鳌与之非常接近,是同属阳明后学“以心解易”模式产生的暗合。李渭与王畿对杨简《己易》彻底化的心易思想都非常推崇,其易学也是相暗合的。相对李渭,应鳌的易学成果丰硕,他数理兼取、归于心易,以心释《易》、以《易》证心,还以“良知即易”作为重要内容。纵横两方面的有机结合,能更好说明黔中的学说特性与价值。在纵向方面分析了二人对阳明思想基本范畴、命题的传承和发展情形之后,还需从横向比较上梳理其与同时代其他阳明后学的理论“对话”情况。其中,黔中与泰州王学渊源深,孙、李在心性论上吸收了王艮、天台、近溪等人的观点,而在功夫问题上差别较大；他们与江右关系非常复杂,整体性格接近于邹守益、邹元标的修证派,而反对聂豹、罗洪先的“归寂”说；他们与浙中交流相对较少,孙、李在心性论上与王畿有相通之处,但应鳌“诚意慎独”、李渭“先行”与王畿“无工夫为工夫”的差异较大。钱德洪“后天诚意”与应鳌“诚意慎独”相近,与李渭“毋意”不同。整体上孙、李接近钱氏的重功夫品格,都对“现成”派提出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