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阳明心学在批判、继承程朱理学的基础上诞生、形成,并且吸收佛、道二教的境界形而上学,注重“生活世界”和“人的存在”本身。在阳明心学的发展过程中,对于阳明晚年思想的界定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江西时期的“致良知”说是阳明心学的理论总结;另一种意见认为“居越”时期的“晚年化境”(以“四句教”为代表)才是阳明思想的后归宿。这一分歧显示在《传习录》和《阳明年谱》的编撰过程中,并终表现为钱德洪与王畿的思想对立,预示着王门后学的分化。 阳明晚年“居越”时期是其思想发展的重要历程。本文以学术和政治的相互影响为关注点,将其剖析为三个阶段:(一)、江西平藩与“良知说”;(二)、“南宫策问”与“狂者之辨”;(三)、“大礼议”事件。阳明思想的终发展超脱了现实政治的影响,表现出一种超越的品格。 “天泉证道”为阳明晚年思想的深化。本文梳理了“天泉证道”的八种相关史料,澄清了事实真相,并分析了其思想涵义:(一)“无善无恶”思想论述的是心体的“生存结构”,从而为道德奠定了生存论基础;(二)“无善无恶”思想体现了佛教般若学“中道观”的思维方式,名言无法表达心体,从而破除了理性主义的概念思维方式而达到对“本体”的直观领悟;(三)“无善无恶”思想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因而遭到明清之际思想界的激烈批评。 本文以“天泉证道”为中心,全面关注了阳明晚年的思想发展。阳明的晚年思想对于“人的存在”有许多创发性的观点,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思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