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作为“逍遥三辨”之首的“小大之辨”,对治庄学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不仅因为“小大之辨”是《逍遥游》的首题,也因为它是庄子“逍遥义”的重要线索。正因此,历史各家“小大之辨”的诠释在中国古代庄学研究以及哲学思想的丰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小大之辨”作为美学理论中风骨气韵的范例,对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庄子逍遥义围绕着大小的对比展开,逍遥游的主旨依照意象的铺陈而逐渐展开,小大之辨作为“逍遥三辩”之首,其实质正是“不合常理”的逍遥观的铺展。然而,历史上对“小大之辨”的解释,按代表人物分有向秀、郭象、支遁、成玄英、王雱、吕惠卿、林希逸、罗勉道等,按论题核心分分别从属于“适性逍遥”、“无待逍遥”、“象数解庄”、“逍遥为乐”、“优劣逍遥”、就其大小的关系而言又有“独化自分”、“大小无待”及“崇大抑小”等,彼此攻讦,并无定论。因此对历史各家注疏综述并分析势在必行。魏晋玄学中庄学的风行,使注庄释道成为学界的主流。向秀、郭象自抒机杼,以小大各得其宜,适性自分的学说开创庄学逍遥义诠释的第一个传统,但其实际模糊了“正当”与“自得”的区别,此外,“小大之辨”的理论基础也是不稳固的。支遁对向、郭作出了反拨,以“明至人之性”的无待逍遥观指出了有待逍遥面临的困难,但其以无为本的世界观与庄子的气化世界大相径庭。王雱引领了宋代解庄的主流,以易解庄。林希逸和罗勉道提出各自的反证,但又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三家合流的趋势。明清时期的庄学研究逐渐文本化,义理的新发较少,主要以“崇大抑小”为特色。向、郭逍遥义在立论上存在缺陷,其独化的世界观虽然足以支持大小自适其性的逍遥观,却禁不起推敲,支遁尖锐地指出了它如何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标准。支遁背离了庄子的原意,但这两家注疏对后世的庄学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因而分析魏晋玄学的哲学发展是揭示庄子逍遥义的关键步骤。而庄子小大之辨的实质就文本的发展而言,应该是“不合常理”,或“不合于众”。这种“不合常理”而无需求得与常识妥协的内心自得,以消灭主观世界中的一切隔阂为标示,建立在自在而无拘束的绝对逍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