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儒家学说为本位来吸纳、会通西学的学术流派。自“五四”时期产生至今，经过三代儒者的薪火相传，已发展为一个颇具影响的文化学术群体。作为其思想文化纲领的重要部分，如何对待科学是他们在新情势下不可回避的问题。梁淑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者，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传统文化“老根发新芽”的观点，从此奠定了现代新儒学在科学与传统伦理道德关系方面的理论基调，也指示着现代儒学重构的致思方向。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提出了“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的论断，揭开了现代科学与人文关系之争的序幕；与第一代新儒家作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划分，强调科学与传统伦理道德对立不同，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更侧重于科学与伦理道德、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融合贯通。他们一方面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致使中国未能真正地现代化。但同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反对科学，其中蕴涵着民主与科学的种子，通过提出的“暂妄说”、良知“自我坎陷说”等途径，试图证明从传统的道德主体中，可以产生出科学理性来；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的新儒家第三代传人多在海外，由于理论视野和人生阅历的不同，比前贤具有更加开放的胸怀，在对待科学上多了一种自我批判精神，更注重求得人文与科学、道德与知识的平衡，并从儒学对科学“内在”和“超越”两个方面，对儒学的现代化作进一步的拓展，以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儒学复兴运动。纵观三代现代新儒家科学观的发展，具有明显逻辑性和进步性。但总的说来，在他们的视野中，知性主体依附于德性主体而存在。正是他们所强调的儒学道德心性之“本”抑制了科学精神的发展和形式逻辑的产生，因此很难真正开出现代科学。当今社会，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需要双向沟通与交流，从而实现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双向互动。现代新儒家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对于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探索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发扬儒家传统文化，对于今天防止科学主义，实现科学与道德并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