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体用”是中国哲学的别具特色的范畴之一。在中国哲学的历程中,体用思想的发展总是与易学本体论或者说是类似易学本体论思想的演进密切相关。大体上,二十世纪易学本体论可划分为“以体摄用”与“以用显体”两种基本哲学路向。这两条基本路向体现了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时代性”,同时也是传统中国哲学易学本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先秦与两汉的易学涵有丰富的体用思想与本体思想,但没有展开本体理论的哲学阐述。魏晋王弼开启了中国哲学史上的本体论建设的先河,明确了“以无为本”的体用思想。唐孔颖达学派兼容汉魏,提出“备包有无”的体用观,为两宋易学打下了基础。两宋本体论蔚为大观,邵雍、张载、程颐、朱熹、杨简等人各自构筑了具有不同内涵的理学本体论,此时的体用思想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为纲而各有千秋。明清以方以智、王夫之的易学为代表,呈现出以易为本、综合三教的特点。传统中国哲学的易学本体思想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大体上,都内在包涵了“以体摄用”和“以用显体”的两条路向。二十世纪易学本体论“以体摄用”的基本路向代表人物是熊十力与牟宗三。熊十力突出了《周易》作为“哲学”的意义：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只是究本体,不可外求。“乾元”为大易的基本思想,也即本体本心。在体与用、心与物、翕与辟等“不二”,以及其晚年所强调的在宇宙演化过程中乾与坤、精神与物质等关系中,均为良知本性统摄大用,道德本心统摄科学理性。对于牟宗三而言,自我道德超越的真实意义在于个人有限之生命中取得一无限而圆满。有限通往无限,并成为无限,个人道德心性本体也就与宇宙秩序合一。这种利用内在的超越之路而具有“寂感真几”的“生化之理”,打通了道德界与自然界,是孔门“玄思”的道德的形上学。道德心性的乾知、良知,也即本体的“圆而神”,能够“感而遂通”,自我“承体起用”,撑开“方以智”的科学知识。熊十力、牟宗三注重传统心学易的资源,把道德心性的乾元视为高的本体,以此统摄一切,传承和发展了中国哲学易学本体论“以体摄用”的基本理路。不同于熊十力、牟宗三以道德心性统摄一切的理论理路,唐力权、成中英走“以用显体”的哲学路向,力求通过不同哲学间的相互比照、融通、作用来挺立新的哲学。唐力权以《周易》阴阳爻象的基本特性“曲”和“直”的相对相关性为引领,显示“泰古哲学”“以身起念”的基本涵义。由此“依念作茧”,产生不同的哲学形态,展现为中西印三大哲学形态。以相对相关的“方”和“圆”所组建的“曼陀罗智”为调适,以生命的曲直作用进行“仁材交涉”,终超越中西印三大文明,突显出新的人道学。相似于唐力权,成中英也力图建设一个“世界哲学”。成中英认为中西哲学之间具有“同源性”,有共同的哲学“原点”,而《周易》即是此原点。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原点之中,利用《周易》的开放性、动态性、网络性、创造性进行不断的诠释,促成中西哲学之间、本体与方法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知识与价值之间的“诠释圆环”。在此本体诠释学的圆环型的诠释之中,中国哲学得以挺立。在二十世纪中国,“以体摄用”和“以用显体”这两条基本路向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历史意义,同时由于时代局限等原因,存在着一些不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的大转型中,以熊十力、牟宗三、唐力权、成中英为代表的思想家们以《周易》为基建设了具有现代特色的易学本体论体系,运用中国哲学传统中“重合”的智慧精神,尝试以中国哲学主体展开中西哲学融合会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形态,搭建了以中国哲学为主体的中西哲学的对话平台,从一个方面推进了中西哲学的融合会通,守护了中华哲学文化之根,具有积极的意义。与此同时,二十世纪易学本体论体系的这两条路向也存在着“体”与“用”两方面的内在限制：一方面是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开拓,另一方面则是在将理论学说运用于人伦日用方面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