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梁启超的政治主张虽然复杂多变的，但其政治思想却有着它自身的逻辑性。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公例”(公理)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体现在梁启超政治哲学思想两个重要概念的“群”和“强权”思想中。政治思想体系的展开，政治秩序的形成，都需要借助一些基本的前提假定。人性论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一个问题。从人性问题的伦理学视域—人性善恶来看，梁启超受边沁的影响，坚持的是趋乐避苦的人性亦善亦恶的二元论，认为人性是可塑的。而从人性论的认识论视域—理性人与经验人的层面来看，则把人看作是有着自由意志的理性个体。于前者因为人性中有发展为恶性的可能，需要法治来进行规范；而于后者，人的理性的觉醒会让权利、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成为一个逻辑化的诉求。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容己，西方政治文明的传入，形成了梁启超以民主为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观。虽然这一民主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强国富民的工具性价值，但自由、权利、平等的民主精神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政治价值取向，取代传统的“天道”，成了新的政治秩序体系下权威性、合法性原则。在传统的经世理想的影响下，当旧的封建政治秩序和体制消解时，梁启超积极地投入了他重构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活动中。他以民族国家观为“忠诚之极点”，“上之团体”，架构了一个以“新民”为政治主体，以民主为价值，以宪政为内容的新的政治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