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历史哲学,是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内在衍进的哲学思辨。尽管“历史哲学”一词直至18世纪中期才由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提出,但中西方古代社会均不乏历史哲学思想。限于多种原因,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并未形成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化,西方现代历史哲学陆续传入我国，这对国人构建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大有裨益。当然,我们探索历史哲学并非为了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为了省察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生存、发展与未来前景。在此情形之下,深入剖析梁漱溟的历史哲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理论探究的目的在于解决人生问题和现实问题。这两大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内在趋势的精确把握。因此,梁漱溟为数不多的学术论著中,零零散散地蕴含着历史哲学理论。通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论著,他从历史本体论、历史动力论、历史发展观、历史形态论、历史结构论、历史决定论、历史认识论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了颇为独特的阐述与抉发。在历史本体论上,梁漱溟重构生命本体论。他以儒家传统生命意蕴为基底,援引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构建新的形上本体。他改造了柏格森生命冲动派生一切生命现象的观点,认为世界万物由延绵不息的生命之流构成,而生命就是历代哲学家苦苦追寻的根本,是宇宙、人生与社会的高概括。与柏格森不同的是,梁漱溟对生命作了新的发挥和扩展,认为宇宙由“生活”构成,为其文化哲学提供了理论基石。在历史动力论上,梁漱溟提出意欲动力论。在他看来,正是意欲表现程度的不同,才产生向前的西方社会、持中的中国社会以及向后的印度社会。应该说明的是,“意欲”一词虽由梁漱溟独创,但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也就是说,“意欲”由中国古代哲学的“欲望”与西方现代哲学“意志”融会而成。经过梁漱溟的洗礼与改铸,“意欲”不仅融入西方现代哲学精神,还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开拓新的思路。在历史发展观上,梁漱溟构建了三阶段论。人类历史怎样发展,是否存在特定的规律?这是历史哲学家必须面对的难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从低到高经历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基于意欲动力论,梁漱溟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演进与个人的主观意欲密切相关,并将其概括为次递展开的三个阶段：物质需求→精神追寻→终极关怀。在历史形态论上,梁漱溟主张文化形态论。他根据文化之异,把人类历史概括为西洋、中国与印度三种类型,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形态史观。也就是说,人类历史表现为不同形态的文化。在他看来,历史即是文化,历史与文化二者合一,实不可分。历史就是文化的历史,文化乃是历史的文化。在社会结构论上,梁漱溟提出伦理型社会。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注重伦理的社会,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及“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在儒家文化的规约下,中国人把伦理道德作为日常的行为规范,从而淡化了宗教信仰的作用,从而形成只有“职业分途”,没有阶级对立的社会。在历史决定论上,梁漱溟回归天才圣贤观。谁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足天才圣贤,还是普通民众?在此问题上,梁漱溟完全融受了中国古代哲人的天才史观。在他看来,天才人物的出现致使中国文化早熟,中国人折入第二路向；圣贤人物的引领遂使古代中国成为伦理本位的社会;并对现代知识分了满怀期待,认为他们才能拯救国运、开创未来。在历史认识论上,梁漱溟推崇直觉认识论。他既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顿悟的思维方式,又借鉴了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认识论,认为人们认识世界有两种方法,一是直觉认识方法,作为体认自我的唯一方式;二是静观认识方法,作为认识外在世界的主要方法。而要认识文化生命,则只能依靠直觉认识方法平心而论,梁漱溟对中国历史哲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足今人重新审视与挖掘其学术成就必须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