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彼彻姆的以“四原则”理论为代表的原则主义模式是当代应用伦理学进路中为著名的一支,由于其简单的内涵和操作上的方便,原则主义模式在当代的医疗以及社会的其他领域被广泛地应用。但原则主义提出后不久就受到了伦理学界的广泛质疑。伦理学界质疑原则主义的这种从诸多不同的(甚至是内在矛盾的)伦理学理论中归纳出“四原则”的论证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原则主义在实践操作上的困境。例如格特和克劳斯等人批判原则主义缺乏系统性和联系性导致原则主义在实践上的困境；而彼彻姆则在回应中指出原则主义是从实践的角度去考察理论的方式,实际上原则主义根本不需要理论具有系统性,直接考察原则主义在实践操作上的困境即可。但是彼彻姆并未给出一种严密地解决原则主义实践困境的方法。其他学派的应用伦理学家们如德行伦理学,关怀伦理学和决疑论者等等也对原则主义的实用性和操作性提出了批判,但均未给出原则主义在实践操作上的具体方式。针对这些不足,本文认为解决原则主义困境的实质在于解决原则主义在实践性的困境,本文试图通过对原则主义以及原则主义的困境的产生,原则主义困境的争论以及原则主义困境的焦点实质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一种可能解决原则主义实践性困境的方式。通过调查研究提出“道德协商共同体”的这种期望解决原则主义困境的进路模式,并结合相关案例分析对原则主义的实践性的扩展做出展望,针对原则主义对中国国情的结合等做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