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整理和挖掘先秦逻辑学既是受到西学东渐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逻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西学东渐之后,西方逻辑逐渐走进中国哲学的视野并引发了中国是否有逻辑的争论,而严复、胡适、梁启超等一批早期思想家对墨家学说尤其是墨家推理学说的挖掘使得中国本土逻辑的成立得到了细致的印证。逻辑除了和认识论息息相关外,还深刻的反映着我们的文化。同为逻辑,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与墨家逻辑学说既有相同的普遍特征,又有不同的个体差异：三段论的核心在于求得命题的真假判断,而援、效、譬、侔、推构成的逻辑原则其核心在于推理的有效性,实用性。不同的逻辑任务和目的构成了不同的逻辑学说发展趋势。显而易见的是,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对于中世纪经院主义哲学及西方近代科学、哲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相较之下,秦汉时期的墨家学说则过早的湮灭在历史中。因此,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重新挖掘和界定是有必要的,这不仅是研究中西哲学根本差异的体现,更是通过重新挖掘墨家逻辑来看支撑我们继续研究和发展中国逻辑学的生命力究竟在哪里。理解和把握中西逻辑学发展的不同规律、成因、影响及其理论结构对于重新解读中国的文化必然能提供极大的借鉴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