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公共领域”,这是由资产阶级私人组成、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理想的空间,它以公众舆论的形式与政治权力相抗衡。该理想的批判空间随着社会福利国家的转型和大众传媒对交往结构的改变而发生转型。在接下来的社会语境中,哈贝马斯并不因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而抛弃“公共领域”概念,他选择在交往行为理论视域里以交往理性和商谈理论重新审视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为公共领域的辩论和批判交往提供了理想的交往条件,建构了自由公共讨论的框架。公共领域还需要作为交往理性现实指向的商谈,商谈作为公共领域的交往机制,为公众达成公共意见提供明确的交往方式和原则。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到现代公共领域,媒介技术都显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印刷媒介能够引发主体性共鸣、促进关于公共事务共识形成,有效地建构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印刷媒介、声像媒介和电子媒介自身发生商业化,致使公众舆论消解与被操纵,从而引起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当代新媒介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媒介权力结构能够促进公共领域的形成。为了突出新媒介技术对公共领域的作用,分别阐述交互、移动媒介技术对交往理性与商谈的影响。交互、移动媒介技术营造出一种自由且平等、多元且包容、公开且透明的氛围,为公共领域中的交往理性提供了适当的情境,却存在信息权不平等分布、结构性缺陷、权力及金钱系统的干涉等的压抑性影响和排外性影响限制了交往理性发挥；交互、移动媒介技术形成健全的媒介参与机制,为公众了解公共事务信息,表达利益需求,民主参与商谈,监督政治权力机构提供了有效渠道,却存在交往限制、认知限制和动机限制的问题制约了商谈。尽管如此,中国当前语境确实存在着媒介技术所建构的公共领域趋势,必须从政府、媒介工作者以及公众方向提出具体要求,充分发挥媒介技术对交往理性、商谈的有利影响,从而促进媒介技术对公共领域的建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