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所必需的物质与能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自然能否稳定地保持自我运行与演化是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根本问题,即自然的安全是人类根本的安全。在人类社会早期,低下的生产力迫使人类将主要的精力用于获取足够的食物以维持生命,根本无法顾及人类活动对自然所造成的影响与因此而导致的后果。即使是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先贤能够察觉到人类活动对自然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并呼吁人类善待自然,然而,对饥饿恐惧的心理淹没了这些微弱的声音。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发达的生产力使人类普遍摆脱了对饥饿的恐惧,从自然界中脱离出来过上了“文明”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又掉进了贪婪所设置的陷阱,人类在物欲的驱使下大肆掠夺与压榨自然,将自然降格为仅供随意盘剥的对象。在这种异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越是发展,对自然的破坏就越是严重。生态安全问题的提出,正是在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开始了历史性的出场。可以看到,在现代工业迅速全球化扩张的情况下,生态安全问题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方式表现出来,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安全。在到处充斥着现代化所导致的不确定性的全球化进程中,生态安全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生态学领域的问题,而是一个与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紧密相关的复杂性问题。生态安全理论的凸显有其现实基础,是人们对现代社会发展进行反思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超越国家界限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这是生态安全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在西方工业国家兴起并影响到全世界的“绿色运动”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开启了生态安全的思想通道,并促使它成为当前国家乃至世界事务的重心。在现代社会中,生态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诸如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以及经济安全等等传统的安全内容,成为新时期民族国家乃至全世界都重点关注的议题。它不仅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更被视为人类的“终极安全”。作为新时期人类社会带有根本性影响的重大问题,生态安全在不同的领域都引起关注。人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理解生态安全及其相关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却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为了能够更为全面地把握这一内涵丰富的概念,本文利用STS的综合性学科研究范式来审视生态安全,揭示了生态安全所具有的多重属性与丰富内容。从STS的视角来看,生态安全是一个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动态的演变轨迹,是一个人类“对待”自然的历史过程。正是在与自然的共处与斗争中,人类发现了“自己”并发展出“理性”。启蒙运动之后,在自由与理性的引导下,人类开始真正踏上了征服自然的征途。然而,理性与自由的滥觞彻底改变了人类对自己以及对自然的看法,颠覆了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人类蔑视自然的作用,把自己视为自然的宰制者,为自然立法。人类过分地相信理性,沉溺于按照理性的思维来设计整个人类社会生活。这种被誉为现代性之标志的理性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一种新的宗教统治,成为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根源。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创造了远胜于之前社会之总和的财富,这被视为是理性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是,理性也因为在物质改造上的成功而异化为一种控制性的力量。理性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表现为发达的科技与高度体制化的社会组织模式,还是一种宣称与传统相决裂的文化理念。在工业社会中,由于工具理性遮蔽了价值理性,科学技术已经演化为一种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物欲需要的机巧,成为人类向自然无度索取的工具。为了保证人类的贪欲,现代社会以所谓的“理性”以高度分化的专业化的方式来组织,以实现“高效率”。然而,无论是因为人类理性本身的缺陷,还是因为世界的本原,这种制度化的社会组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所谓的高效率,却也导致了现代社会的诸多不确定性的后果,即现代社会制度自身滋生了风险。它不仅表现为人类社会自身的秩序混乱,也表现为人类在应对生态危机方面的无能为力。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现代社会中,以西方工业国家为代表的理性文化的扩张遭遇了各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并导致了冲突与社会动荡。现代理性的扩张不仅割裂了与传统相关联的纽带,同时也涤荡了各民族的国家观念,在历史维度与空间维度上都产生了断裂。对生态安全而言,文化的断裂与民族国家中心力量的消解一起,成为解构性的力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还是现代制度的影响,抑或是现代文化的作用而言,全球化都是问题的放大装置,它使生态安全当前遭遇的现代性困局凸显。从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来看,生态安全遭遇的“现代性悖论”的解决不可能简单地诉诸于科学技术,或是试图通过改变社会体制的方式来实现,而是必须要从根本上对现代理性进行全面的“后现代”反思。这种反思要求人们不再以单一的方式来应对生态安全问题,而是要以风险逻辑为基础来设计社会活动,建构风险文明的社会。在此基础上,科学技术的研究与社会应用、制度的设置以及社会文化的改造与发展将更为合理,从根本上说,生态安全可以因此而尽可能地少受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