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社会建构主义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末使科学研究从理论转向实践,其科学观以社会建构的独特视角打开了被忽视的一系列新问题的大门。 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观立足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将科学知识纳入了社会学的分析之中,提出了建构科学的思想,把科学知识看成是社会因素的建构。它强调的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而曼海姆则是研究科学与社会文化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联,二者在出发点上就根本不同。它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那里继承了叛逆的风格,在反叛传统的科学观的同时,以经验的方法来重新建构科学。知识不是即成的,对科学的建构不能指望“理性”的思辨,而要诉诸于有系统的观察的描述。尽管建构主义者知道他们汲取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无论是在理论提出的目的、研究的侧重点上都存在分歧,但仍把他的观点视为自己理论的哲学渊源。它对库恩的解读,打开了相对主义的大门。科学知识及实践是无限的、非决定论的,同时知识的传递也是无法言说的,受群体的文化、社会背景的影响,一切都是相对的,相对于社会情境。这无疑是对库恩理论的激进解读。 将社会建构主义置于科学哲学的宏观背景下,它批判正统科学观的认识论方法论和辩护范围,虽然也借用正统科学观的思维模式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但是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与历史主义科学观在划界标准、科学发现的模式、发展的模式上都有相似之处,尽管到建构主义那里研究的模式已经转变,它仍然是对历史主义科学观的解读;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观无论是对客观的解构还是对相对主义的强调都表现出典型的后现代性,但是二者在理论来源、研究方法、理论倾向上的本质不同,使它不能简单的归于后现代主义。 纵观社会建构主义的发展它的理论同样是真理与谬误共存。社会因素的说明使科学的研究涉及的范围更广泛、研究的方法更合理,但是对社会因素作用的夸大,导致否认客观知识的可能,对科学的研究应该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互动;以经验的方法来解释科学自身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这种方法没有使社会因素的说明渗透到知识产生的内部,科学的方法应该是理性思维与经验描述的结合;对相对主义的坚持强调信念之间无差别,知识与信念等同,使科学的研究更开放更宽容,但对之绝对强调难免失去理论的客观内核,如果建构理论能找到并掌握好相对性的平衡点,这种理论会更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