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是对建立在传统标准科学观基础上的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所进行的研究。随着科学功能的外化，科学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引起各国政治主体越来越密切的关注，政治力量对科学的控制和干预力度正在不断加大。科学与政治的交互作用及其影响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而科学政治学理论研究则大大滞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受到东西方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高度重视，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但缺乏共同的范式。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政治学研究迫切需要自身语境的确立、巩固和进一步扩张。长期以来，由于把贝尔纳思想定位到广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学方面，使得人们在强调政治调控科学的同时，忽视了贝尔纳更加丰富的思想内容，如关于科学自由的思想、关于公众参与和民主控制的思想等等。随着科技功能的不断外化，贝尔纳政治调控科学观点的影响越来越大，导致在实践层面政治调控科学的不断强化，而科学的自主性却时常遭到忽视和冲击，表现出贝尔纳政治调控科学的具体实践困境。整合贝尔纳没有范式的科学社会学和包罗万象的科学学思想，对他的科学政治学思想进行研究，使我们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对贝尔纳进行俯瞰，发现他的思想深邃而系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有利于我们走出政治调控科学的实践困境。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把贝尔纳放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下，对他的科学政治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弄清其研究范式、基本纲领和逻辑前提是什么，到底包括了怎样的思想内容和方法。从而根据现实社会和科学的发展，回答科学与政治到底应该怎样把握的问题。本论文试图沿着这样一个进路对贝尔纳的科学政治学思想进行研究。我们仔细考量贝尔纳在半个多世纪前发表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必然之自由》(The Freedom of Necessity)、《马克思与科学》、《科学与社会》等一系列论著，可以发现，他借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承认科学技术对政治的推动作用，从科研领域的生产关系入手，找出科学总体发展规律，终试图通过政治调控，挽救科学所面临的危机。呼唤新的政治主体调控科学，以使科学为民所用是贝尔纳思想的主线。他通过科学与社会的历史考察，得出科学可调控的结论就是为这一主线服务的。他认为政治应是人民利益的代理者，民众的参与和民主的策略应是政治权力运作的必然要求。这些都是围绕着科学的发展与利用而展开，呈现出科学的社会历史性、科学的政治调控、科学的民主策略的科学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纲领。他的思想蕴涵了丰富的科学政治学内容，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很显然他的科学政治学思想是建立在传统标准科学观基础上的。我们通过对贝尔纳的言行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揭示出了贝尔纳作为自然科学家转向科学政治学研究这一历史转向的动因，从而展现了贝尔纳科学政治学的历史与社会语境，凸现了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的逻辑前提，梳理和提炼了贝尔纳科学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纲领。贝尔纳时代，由于科学的滥用，科学作为“全知全能”的追求，受到了怀疑和挑战。为了社会和谐和人类幸福，调整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成为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的出发点。贝尔纳考察了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发展历史，研究了不同历史阶段科学的形相变化。他试图找出科学在人类社会中演进的历史规律，借以把握现在和调控科学的将来。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无论在其内部还是在其外部看都是一个开放系统。科学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一个要素，与社会其他要素同形同构并相互作用着。因此，它是可预测和调控的。贝尔纳在他的科学历史与社会观中，深刻地揭示了关于现代建制化科学在社会中的“三角结构体系”——即由具有科技资源占有和分配权力的政治、科学家共同体和公众组成的系统。这就为科学与政治的互动、公众参与和民主的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公众成为规范政治主体和科学主体行为的重要因素。由于政治是公众权力的委托者，公众参与民主调控科学成为他政治调控科学的一个基本策略，这充分体现了贝尔纳科学为民所用的价值观。因此，贝尔纳的科学社会观、科学历史观、科学价值观构成了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的逻辑前提和动力；科学的社会历史性、宏观可调控性、科学的公众参与民主控制形成了贝尔纳科学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纲领。贝尔纳关于科学的自由与民主、科学的求实与效率、科学的生产与消费、科学的权利与责任等方面的理论构成了贝尔纳科学政治学的静态理论；而关于科学与政治组织的联系渗透、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与调控、科学的公众参与和民主控制、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等思想构成了贝尔纳科学政治学的动态理论，亦即科学的政治调控理论，我认为以上构成了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可见，贝尔纳采用历史与社会进行系统分析的方法，构建了他的科学政治学体系。他的科学政治学思想具有系统性特征、历史主义特征以及理想主义的特征，特别是在政治具体调控科学的理论方面理想化特点更为明显。在现实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贝尔纳科学可计划的理论是人皆共知的，而贝尔纳关于科学的自由与民主、科学的公众参与和民主控制等理论和观念却是知之甚少的。实际上，他的科学政治学思想是较为系统和深刻的，影响和贡献也是巨大的，对我们现在的政治与科学的社会实践都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贝尔纳强调政治干预科学的同时，亦对科学的自由做出了充分的阐述，形成了科学的自组织思想，在主张科学自由的同时强调了科学伦理，是早提出全程全员的科学伦理思想的科学社会学家。为了规范政治主体和科技主体的行为，他提出了公众参与民主调控科学的思想，促进了科技政策的制定模式由精英或科学家共同体模式向公众参与模式的转变，推进了科技的民主化进程。在如何经过干预，形成求实高效的自组织科学状态这一问题的解决上，他强调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调控张力，和科学的内外民主策略等。但贝尔纳主要限于理论逻辑的论述，始终未能在政策机制或模型的建立上做出有价值的回答。本研究在对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进行全面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贝尔纳科学的自组织思想，探索走出政治调控科学的实践困境之路。现代科学系统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的复杂开放系统，实现这一复杂开放系统的自组织演化就是我们追求政治与科学和谐，实现科学的求实与效率的有效途径，因为自组织演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选择和形成的非常优化的进化方式。对于科学系统，不管实际人为的运行情况如何，但这种自组织的方式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效控制科学系统的开放度，调整外部控制强度，使科学系统的外部控制参量适于科学系统的自组织演化，就能达到目的。说到底还是政治与科学之间的作用问题，这自然会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科学系统与外部政治系统的边界之处。我们首先强调科学与政治主体间的适当分离。我们承认政治与科学之间具有边界，但并不是说科学和政治各自孤立和封闭，而是强调不同主体的不同特性；划界并不是要对政治与科学进行隔离，而是强调边界对信息的“过滤”和缓冲功能。然后，我们通过对现代社会契约论的考察，特别是美国社会学家D.H.戈斯顿(David H·Guston)的委托—代理者理论，在科学与政治之间建立中间组织，构建政治与科学的有机生态的边界，就能够起到控制和调节科学系统的开放度和外部控制强度的作用，这不失为寻求科学系统达到自组织进化的一种有意尝试。在这里这一中间组织扮演着双重身份，它是政治的代理者，也是科学的代理者，他既是科学的委托人又是政治的委托人。它横跨政治与科学的边界，通过磋商、谈判和监督审查，来控制信息的传输，进而达到控制开放度、调节政治控制强度的目的，使科学系统能够自组织进化，保障科学的求实与效率。我们依此对如何走出贝尔纳政治调控科学的实践困境在政策和机制上做出回答。后根据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以及如何走出其实践困境的探索，对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主体适当分离、建立中间组织负责资源分配和监督监察等原则和建议。上述对贝尔纳科学政治学的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一是弥补关于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研究的空白，推动科学政治学研究的范式确立和语境扩张；二是对于世人全面理解贝尔纳政治调控科学的思想十分有益，它将是对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和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现实角度来讲，对建立科学与政治的协调关系，促进政治文明与科技进步以及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