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非正规金融长期存在于世界许多国家，它的存在并未因正规金融发展而消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个理性选择，在金融抑制的前提下，非正规金融自身所具有的信息优势为其提供了生存土壤。我国非正规金融活动历史久远，表现形式主要有个人借贷、合会、地下钱庄、企业集资、私募基金，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决定了非正规金融的复杂性、隐蔽性。东西部地区经济运行方式不同，地区间非正规金融活动也各具特点，通过调查得出，东西部非正规金融不同之处主要反映在融资结构和参与程度上。为了能更具体的分析东西部非正规金融，从东西部地区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省区，浙江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对比两省区间非正规金融的融资结构和参与程度，以此来分析我国非正规金融的结构性特征。非正规金融一方面具有动员储蓄的优势，另一方面又可以为企业提供灵活、快捷的金融服务，从而提高储蓄转化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中小企业等民营经济体和非正规金融关系密切，许多中小企业在难以得到正规金融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则会选择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的隐蔽性特征，决定了其规模测算的间接性。本文以净金融投资和资金、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三种方法，对一段时期内我国非正规金融规模进行测算，并发现我国非正规金融规模在加速扩大、活跃度升高。本文通过实证证明，非正规金融与经济增长总体呈正效应，但非正规金融这剂良药也有三分毒性：非正规金融的隐蔽性决定其难以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监管，降低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非正规金融占据了部分为公共经济服务的资金。这些不足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而被放大，逐渐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非正规金融宜疏不宜堵，既要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又要抑制不足之处，这需要政府从政策上去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主要路径是非正规金融融正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