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现代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伦理难题,客观上已经突破了传统规范伦理学所能解决的范畴,在此背景下,以安斯克伯(Elizabeth Anscome),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菲力帕·福特(Philippa Foot),纳斯邦姆(Nussbaum),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对启蒙以来的以规范伦理为主的西方道德哲学提出了批评,并指出规范伦理的缺陷:一,对道德原则、规则、义务的庇护忽略了对人类自身的品格的关照以及对理想信仰的关切;二,行为者对规则的遵守胜过对行为本身的理性思考;三,规范伦理对普遍主义的推崇无法在变化的情形下做出灵活的策略调整,从而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来捍卫规则或法则。由此,一个以回归和重振亚里士多德主义为标志的德性伦理学讨论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回归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规范伦理的批判,而在于借助于古典资源对现代道德哲学和道德生活的重释。另一方面,技术伦理的讨论要以一般伦理学原则为必要条件,规范伦理在面对多元的文化和现代社会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显露出其弊端,因此,重新审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作为对现代技术伦理的理论支持以及重归人类道德本真具有重大意义。为什么说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对解决现代技术的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本文从考察亚里士多德德性理学中的“实践智慧”(Phronesis)概念着手,通过对实践智慧概念的语义学和哲学意义的阐述,分析作为理智德性的实践智慧的内在涵义,再进一步比较与实践智慧同样是理智德性的智慧、技艺与努斯的关系,分析实践智慧与实践的关系,从而确立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的主要特征在于从生活实践出发,充分考虑实践活动的条件,注重行为者的美德的培养,强调行为者的美德是一个成功的道德实践活动的所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实践智慧从托马斯·阿奎那到康德的历史传承,用历史的视角审视和评价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的伟大意义。而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智德的比较,一方面揭示了中西方德伦理的异同,更重要的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德与生活实践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