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人类本来想通过理性建构进步和完美的人类社会千年福祉,然而最终发现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往往从经济因素的角度考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因,很少从宗教和伦理观念来寻找资本主义产生的精神原因。韦伯认为任何历史变革活动的背后,都必然有一种精神力量进行驱动。具体地说,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原因不在于无耻的投机和世俗的贪婪动机,而在于从宗教改革运动中生长出的新教伦理,即是根植于宗教虔诚和禁欲主义的进取精神和敬业精神。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肯定其道德作用的同时,提出必须在资本主义法制条件下才有实际意义。而制度化的结果是国家统治力量的加强,民族主义作为整体性的力量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但意向性的解释往往产生灾难的后果。经济学本身并不能保证发展的必然性,而且经济发展不是最终目的,必须与政治地位的平等紧密结合才具有合法性。总之,决策者不得不在两难之境中进行选择,而运用否定中的理性来寻求突破、达到更合理的平衡是本论文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