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全球经济联系空前加强,全球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融入到这个全球大市场中,将国内价值链扩展到全球范围;另一方面,分工合作也在全球空间内进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承担不同的生产环节,体现为价值链的片断化。全球价值链片断化后,并不是无序的散落,而是形成了一个个地方产业集群,呈现出地理聚集性。然而不同国家的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是不同的,发展在国家的产业集群处于被治理者位置,容易受发达国家的控制,产生一系列风险。本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我国产业集群风险问题。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是互相融入、交互作用的。把单个企业从产品设计、研发、生产、营销到处理回收的价值链条上的不同环节分配给不同企业的时候,就产生了产业集群的基本价值链。当这个价值链处在开放的条件下,就会受到外部价值关系的影响,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与全球价值链上的其他环节发生价值交换。这样,产业集群价值链就嵌入到了全球价值链当中。产业集群的价值链或者是仅仅有某个或某几个环节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也或者是将整个链条纳入其中。与此同时,原本完整、连续的全球价值链因外商直接投资和海外分包网络的发展而片断化。这些“片断”在区域聚集,形成地方产业集群。这种聚集,不仅是聚集经济的作用,而且也是全球价值链治理所要求的。本文重点是运用全球价值链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产业集群的风险。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一般从四个方面进行:“投入-产出”结构、地域性、治理结构和体制框架。在全球价值链的“投入-产出”结构中,发达国家的集群掌握着高附加值的设计、研发、营销等战略环节,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集群承担着生产制造这样低附加值的非战略环节。通常发展中国家的集群将低廉的成本作为生产制造方面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很容易被其他更具成本竞争力的区域替代,从而面临“空洞化”和“边缘化”的风险。目前,我国许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集群都面临着东南亚地区的竞争压力;全球价值链的地域性使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地区,链条上下游之间的依赖关系,容易导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出现。而且集群内部为了争取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机会,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可能导致“过度竞争”风险;在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中,掌握战略环节的发达国家集群占据了价值链的治理者位置,发展中国家集群处于被治理者位置,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集群处在发达国家集群准等级制的控制下。在这种治理结构下,发展中国家集群容易陷于对跨国公司、全球采购商的路径依赖和功能锁定,迟迟不能完成功能升级;全球价值链的体制框架是国内外的政策制度影响,政策制定者“创造集群”、鼓励集群专业化和国外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成为集群产生风险的诱因。本文选取了我国福建晋江制鞋业集群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晋江制鞋业集群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从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中提高了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素质,产品实现升级。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产业集群升级的压力越来越大。目前制定了两种升级方式:一是鼓励制鞋企业联合起来,在海外建立销售渠道,直接与国际市场接轨,摆脱对采购商的依赖;二是积极探索在国外设立晋江一些企业的加工合作区,使原有低附加值环节剥离或者分离出去。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三个方面给出了发展中国家集群应对风险的措施:一是克服准等级制的控制,实现产业集群功能升级,这需要发展中国家集群自身定位正确,不断提高自身实力;二是政府明确功能定位,加强完善对集群的政策支持和服务,并且因地制宜搞集群;三是积极鼓励集群自主创新,建设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