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从理论上看，合理的财政供养人口数量、规模是由一定时期内财政供养范围来决定的，马克思提出的“社会扣除”理论作为社会产品分配的一般原则，对我国财政供养范围的确定具有指导意义，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对于市场经济下社会共同需要的界定有一定的可供参考性。从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财政实践来看，财政供养范围是呈总量扩大和结构变迁趋势的。通过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对比分析，我国的财政供养人口现状显然存在一些与一般经济规律不相适应之处。 本文所分析的财政供养人口是指预算内行政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当前我国财政支出困境的突出表现是财政供养人口失控，规模庞大且增长迅猛，财政不堪重负，使财政支出运行表现出的“吃饭财政”特征不断加强。 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口过多，已经对财政支出结构、支出效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加剧了政府财力分散，降低了中央财政集中程度，引发财政供养“越位”与“缺位”，促使政府理财成本上升。 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支出效率的一个重要内容应是改革目前我国的财政供养制度及相应的支出预算过程。笔者就此问题提出的改革思路是： 1、根据市场经济下公共需要内容及主次地位的转变，借鉴公共产品理论，明确公共产品的界定，实现“吃饭财政” 向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财政”的转变； 2、改革支出预算过程，建立健全支出的约束机制，加强支出管理； 3、建立严格、完备的财政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