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的目标，我国也不例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四化”同步发展。要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变革小农生产方式和独立、分散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走农业企业化发展之路。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与发展现状来看，随着我国农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产品价格频繁波动，导致“消费者难买”和“农民难卖”的双重困境。“两难”实质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市场供需失衡的问题，即千家万户的农户与千变万化的市场难以有效对接。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条件下，我国农业本质是小农生产，农户分散经营的市场交易成本过高，导致农民农业收入极低、农产品缺乏竞争力，从而损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可见，农业分散经营、组织化程度低是我国农业陷入现实困境的症结所在。因此，要促进我国农业生产与发展，就必须变革小规模、分散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提高我国农业组织化程度。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不能走计划经济制度下农民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老路，必须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商品化、企业化、专业化的经济组织为载体，推行农业企业化。通过农业企业化，变革小农生产方式、塑造具有现代企业组织特征的农业经营主体，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农业市场化、现代化。变革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农业企业化，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需要满足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两方面的要求，并要对制度进行“成本—收益”的考量。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本文首先对相关的理论和文献进行了回顾，涉及到的理论：一是农业现代化经典理论，其中包括舒尔茨关于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约翰·梅尔农业发展理论和农业发展的诱致技术变革理论；二是有关组织变迁理论的回顾，具体涉及到不确定性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这部分最后对有关农业企业化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和简要述评。第二部分：探究我国农业家庭经营的弊端及由此带来的现实困境。本文认为由于历史和自然、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滞后等因素，我国农业家庭经营显现了规模小、粗放经营、不利于资金和技术引进等弊端，因而凸显了分散的“小农户”与集中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陷入了“消费者难买”和“农民难卖”的现实困境。第三部分：揭示了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是导致我国现实困境的根源。“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利益问题，而我国农户分散经营无法很好满足农民的经济利益，表现在农民收入极低、农产品价格缺乏竞争力等方面。这是因为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分散的农户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着高额的交易成本。第四部分：指出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发展农业企业化，是我国农业走出困境的现实抉择。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我国不能走计划经济制度下农民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老路，必须坚持市场化为导向，以商品化、企业化、专业化的经济组织为载体，发展农业企业化。通过农业企业化，变革小农生产方式、培育具有现代企业组织特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农业现代化。农业企业化经营实质是变革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因此，需要满足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两方面的要求，进行制度“成本—收益”的考量。第五部分：进行农业企业化实证研究。这部分通过研究发达国家农业企业化的基本做法，由此得出值得借鉴的经验。之后，通过对我国农业企业先行地区——浙江义乌市和广西玉林市的农业企业化进行实证分析，以期证明我国农业企业化的可行性以及试图得出可以推广到全国的经验。第六部分：考察我国农业企业化发展现状。这部分主要探究我国农业企业化发展的主要特征，发现我国农业企业化发展程度较低，且区域发展不平衡，进而分析制约我国农业企业化发展的原因，主要存在土地流转机制不顺畅、农业资本严重不足且外流严重、农业技术创新困难、企业家才能稀缺和制度要素供给缺失等问题。第七部分：提出促进我国农业企业化发展的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政策分析与建议。具体包括：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加强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供给、完善农产品流通市场体系、构建农业企业化培育机制、完善农户与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在研究农业企业化方面试图有以下突破：（一）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去分析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民利益问题。针对关系到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农产品市场的供需失衡现象——“消费者难买”和“农民难卖”，本文通过分析分散经营农户交易成本高的问题，发现小农生产难以适应社会化大市场的需求，从而提出要改变这种分散的、非组织化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促进农业企业化发展的命题。（二）运用组织变迁理论去分析农业企业化。本文认为在农业发展中从来不缺乏组织这一元素，唯一变化的是组织形式。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和深化，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显现了许多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独立分散的农户经营形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大市场的需求，导致农产品市场供需失衡。因此，必须变革这种低效率的小农生产方式和非组织化的经营形式，促进农业企业化发展。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本人深感在很多方面存在不足之处。由于时间、条件的限制，本人对我国农业企业化的实地调研较少，文中出现的事实和数据主要来源于二手资料。在运用组织变迁理论进行相关分析时，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不足。而且，本文只是对农业企业化经营制度变迁作了粗略的研究，因此，有关农业企业化的具体制度设计和路径实现等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作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