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1927年是南京政府成立之年,1952年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一直困扰中国长达15年之久的通货膨胀问题得到彻底治理的年份。本文以时间为经,以1927—1952年中国发生的重大金融事件为纬,对货币制度、货币改革、国家垄断金融体系的建立、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变动、通货膨胀与治理,通货膨胀条件下金融业运行等中国近现代宏观金融领域的诸方面进行了宽视野、多角度地分析和研究,并对与金融息息相关的南京政府财政收支结构、特点、弥补赤字方式,战时、战后财政与通货膨胀关系等也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以企能对本时段中国财政状况与金融嬗变有一个整体地把握和较宏观地认识。本文紧紧抓住1927—1952年中国金融领域存在的“乱”、“治”关系,以此为主线,全面剖析了两个互为起讫点的“由乱而治”的过程。第一个“由乱至治”,是指银本位制时代近代中国紊乱的货币制度和货币体系,经过废两改元、法币政策两次货币改革,整顿了紊乱的币制,确立了货币本位,统一了铸币权和发行权,货币形态也与世界接轨,成为高度符号化的纸币,顺应了国际金融体制由贵金属本位制转向不兑现纸币制的大趋势。法币政策是近代中国货币体系由“乱”而“治”的终点。但又成为第二个层面“乱”的始点。第二个“由乱至治”,是指中国通货膨胀发生、发展直至演绎为经典恶性通货膨胀,最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治理的过程。建国初期,解放全中国及百废待兴,导致人民币财政性发行和生产性发行双向推进,通货膨胀严重,物价波动剧烈。政府采取临时应急与长效治理相结合,经济手段、行政干预双管渠下,金融、财政政策同时跟进,标本兼治的方略,全力平抑物价,至1952年根治了持续达15年之久的通货膨胀顽症,为人民生活安定和国民经济发展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物价自此保持了30余年的稳定,成为凸显于战后通胀年代保持价格稳定的少数几个“绿洲”之一。中国货币金融由此实现了近代历史上第二次“由乱至治”。全文共分五编十四章。每编就是一个专题,即南京政府财政金融合一、货币改革、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变动、通货膨胀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成功治理通货膨胀等五部分。其中很多专题都是目前学术界无人或少有人研究的,如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变动、货币紊乱特征与中国经济、社会民生关系、通货膨胀条件下的金融业、中、德两国经典恶性通货膨胀比较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成功治理通货膨胀等;有些虽有学者论及,但通过挖掘新资料和运用新方法论提出新的看法,如南京政府中央银行反通货膨胀政策及其绩效评析;有些大家所熟知的问题则尽量从研究路径和框架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如第一编财政金融合一,传统的研究即谈国民党政府建立国家垄断金融体系,我则以“财政金融合一”为题,分别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对“合一”的原因、过程进行分析,最后对财政金融合一利弊进行评析;废两改元历来少有人关注,对废两改元的准备过程及实施情况,一般的论著都语焉不详,钱庄业、银行业、商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在整个过程中的反映和态度如何,当时理论界还提出了哪些可供选择的方案,等等,更少有提及。我通过仔细爬梳档案资料、《银行周报》对此事的全面报道、时人评析等,勾勒出废两改元实施的完整轮廓,并据此对废两改元的成功原因和历史影响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法币改革一直是民国经济史和金融史研究的热点,观点众说纷纭。对此,本文在充分注重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第一手资料入手,拓宽视野,将之置于国内外经济大背景中予以考察和分析,并从国际货币制度改革和演变趋势中来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对法币改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及对经济的影响则用数据来说话,得出新的结论。但强调货币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相应的基础条件和约束机制配套实施,才能避免走向改革预期目的的反面。本文还形成了以下一些新结论和新观点:1,总结归纳出废两改元前中国币制紊乱的五大特征:本位不明,主辅币不清;传统性货币与近代性货币并存;中央、地方政府发行的货币与非官方发行的货币并存;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并存;货币流通的区域性与区域内货币流通的多样性并存;以“熵”理论来分析币制紊乱对中国经济造成的阻碍作用;通过对1840—1935年近100年银铜比价变动长期趋势的考察,得出银价、铜价、物价大幅度变动,使老百姓深受双重通货膨胀之害的结论。2,汇率研究上,在学术界首次提出银本位制是国际金融史上最早、最纯粹的浮动汇率制。发现中国汇率在1931年以前表现为金银比价变动,1931年后演变为银与金、银与各国纸币兑换率双重汇率,二者走势并不完全趋同;提炼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两次银贵现象,从银价、国外物价、白银国际购买力及银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多方面,对两次银贵进行综合比较,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银贵是名“贵”而实“贱”,迎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20世纪30年代是金贵银贵纸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3,运用多种分析方法深入研究了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变动对中国金融、经济和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论是汇率贬值,白银内流,国内金融呈温和通货膨胀,工商繁荣,经济发展,有利于出口,但不利于进口设备,也增加了中国偿还外债的成本;汇率升值,白银外流,物价下跌,通货紧缩,经济衰退,白银国际购买力提高,有助于减轻进口设备成本,有利于偿还外债,刺激进口,抑制出口,关税收入减少。4,全面比较和分析了中德两国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原因以及两国反通货膨胀政策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结论是要战胜恶性通货膨胀,首先要政治稳定;其次要实现预算平衡;第三,要有独立的中央银行,坚决执行紧缩政策,停止发行;第四,“外部锚”的作用也不可小视,这个“锚”,可以是黄金,也可以是国际上某种国际强势货币;第五,慎改货币名称。5,通过大量研读档案资料及主持财经工作当时人的各类文本,勾勒出建国初期通货膨胀的全景图,并对通货膨胀演进的不同阶段、发生的原因、治理的主要举措等展开全面分析,认为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根治长达15年之久的通货膨胀顽症,创造了经济奇迹。最后的结论是:政治稳定是成功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前提;治本之策是努力平衡财政收支,紧把印钞机闸门;治理通货膨胀必须财政、经济、货币政策配套运用,再辅之于适当的市场管制与行政干预,形成“合力共振”,收到综合治理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