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政府在中国工业化中的作用,全文主体部分分为上篇与下篇两大板块。上篇主要是经济史分析，从历史的纬度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政府作用的演变进行梳理，并归纳中国政府主导工业化的特征。下篇主要是经济学分析,在上篇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政府主导工业化的特征分别从供给、需求、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三个角度对政府主导工业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本文上篇经济史的分析中，将从历史角度讨论1949-1978政府在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形成中的作用；1979-1997政府在全面推进工业化阶段中的作用；1998—至今政府在新型工业化探索阶段中的作用。通过对政府主导工业化从“跨越贫困性陷阱”到迈向高收入国家过程的演变的历史梳理，给我国工业化进程以全景式的鸟瞰。上篇小结（第4章）将承上启下对中国政府主导工业化的特征进行归纳，为下篇的经济分析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下篇经济学分析中，基于上篇经济史分析，针对中国政府主导工业化的特征，本文将结合数理模型和计量经济学从供给、需求与中央地方关系三个纬度解释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下篇的第一部分（第5章），主要从政府干预供给的角度来讨论工业的发展。当前的文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Acemoglu(2008)的研究主要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阐释了资本深化过程中资本密集型产业持续发展。而根据上篇的经济史分析,我国工业高速发展之后往往会带来经济失衡,需要进行调整。Acemoglu(2008)的模型研究难以解释我国工业化中的这种的特征。本章中，在Acemoglu（2008）文章基础之上，笔者将政府行为纳入资本深化过程，运用数理模型讨论了政府干预资本形成过程，从而推动工业发展的动态轨迹。通过数值模拟，发现政府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支持力度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呈现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政府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干预力度如果过大并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为检验该模型，借鉴林毅夫衡量政府赶超战略的思路，构建了“准技术选择指数”，运用中国分省数据对该问题进行了经验实证研究，经验结果支持政府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支持力度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呈现的倒“U”型关系。下篇的第二部分（第6章），主要从需求方面来讨论政府在工业化中的作用，阐释中国工业化中产业结构变迁的特点。通过上篇经济史的考察，笔者发现建国以来中国工业化轨迹呈现出“迅速上升—下降—再上升”的形态,具体来看1949年以后工业化率大幅度上升，但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时期下降，而从90年代中后期工业化率开始又有上升的趋势。我国独特的工业化轨迹与当前大多立足于“恩格尔定律”的研究不同。Kousmut（2001）开创性的文章讨论中，展现的产业结构的动态轨迹是：工业比重不变、而农业下降、服务业上升。用此模型来解释我国作为后发大国工业化进程显然不足。而Foellmi（2008）的文章主要立足于消费的“恩格尔定律”,通过引入非等质的效用函数讨论了产业结构的问题。但在他的研究中，工业比重存在“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仍难以解释我国工业化独特的运行轨迹。通过上篇经济史的考察，笔者认为从需求角度来讨论中国独特的工业化运行轨迹，应当考虑政府的作用。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构成了对工业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消费的升级。基于此，本文在Foellmi（2008）的框架内，将政府对需求结构的影响纳入经济学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较好的解释了中国独特的工业化轨迹。下篇第三部分（第7章），主要讨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与中国工业化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工业化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为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进行了经济分权的改革。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自Zhang和Zou（1998）的文章以后，有大量的文献进行实证研究。有些学者的文章认为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有些文章则认为分权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分权与工业化关系如何？现有文献讨论不多，本篇中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笔者运用建国以来分省数据进行长面板的回归，发现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分权都有利于工业的发展与工业化的推进,并且2003年以来分权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增大。考虑到区域之间的差异，我们发现分权对于东部地区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中部和西部,而近年来分权对于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影响力度逐步加大。最后，结合上、下两篇的分析，笔者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些基本的启示。第一、中国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让中国走出“贫困性陷阱”，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这种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二、我国政府干预资本深化过程来推进工业发展的模式是难以维系的。第三、政府对需求结构的干预是我国当前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过重的重要原因，要改善这种经济结构，政府政策需要新的调整。第四、政府分权能够推进工业化，但在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形势下，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需要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