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保险业的开放促使我国保险业安全问题提升到一个非同寻常的高度，如何控制与日俱增的风险，特别是在牵一发而动全身、风险相对集中的保险业，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课题。但是，理论界对保险监管的系统性研究却相对滞后，这更加突出了对保险安全研究的实际意义。一、影响我国保险安全的因素问题目前影响我国保险安全的深层次问题：保费高增长与资金运用收益偏低的矛盾十分突出，不良资产数额和比例呈增加和上升趋势，外来冲击降低了保险公司利润率，降低了保险业偿付能力的稳定性，中资保险企业运行机制落后，风险自控能力差，保监会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保险监管过程中存在道德风险问题，监管机关宏观管理能力不足成为亟待加强的问题，财政总是承担“最后买单者”的角色，最后往往转化为国家风险。产业政策上不注重市场化、国际化发展方向，保险产业的动态博弈长期未得到重视，不住重保险产业政策的协调性和创新性，在税收上实行了高税赋的政策，其税率之高、税基之宽，非国际同业平均水平和国内其他金融业可比，同时对保户也基本谈不上税收优惠政策。保险监管体制是保险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分配的方式和组织制度。目前我国保险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有：保监会职能不清，计划经济色彩浓厚，既是行政主管机关，又是监管机关；保监会的权力过分集中，我国保险市场监管体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即过于将监管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使得无法对监管效果进行再监管。与国外保险市场监管体制相比，中国保监会还拥有保险规章制度制定的话语权。从保险市场角度看，一个成熟的市场需要有成熟的监管体制相配套。而能够成功运作的监管体制应将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三者分开。探究保险市场发展缓慢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规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职能的明确分工。我国<WP=204>目前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距离稳定、制衡的监管体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二、保险监管是实现保险安全根本途径要实现保险安全，就必须使保险风险处于安全可控的范围之内。保险本身最重要的特点是保险的负债性、社会性和保障性。保险合同一经出售，购买人得到的只是对未来发生意外的一纸承诺。保险企业通过出售保险产品集聚所有投保人的保险金，再按照市场方式进行投资运作，除掉企业的资本金，所运营的资金完全是负债。保险产品的设计以专门的统计技术为基础，其技术强一般不易为普通人所掌握，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如不加强监管，很可能出现保险产品设计、核保核赔、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投机现象。另外，在现有体制下，保险代理人不属于保险公司正式员工，在其展业过程中屡屡发生误导客户的现象。为了保护被保险人利益，必须加强保险监管。从表象上看，保险风险是由市场主体各种行为造成的。之所以产生道德风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点：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保险人对标的非控制性。由于保险市场主体行为的非理性，从众行为、灾难短视行为和忽视信息行为、组织寻租行为，导致挤退的发生。保险监管也具有局限性。由于政府作用边际的限制，政府往往有力所不及的领域，也就是“政府失灵”领域。这个领域的存在，影响了保险监管的实际效果，所以我们应当对保险监管的效果作恰当的估计。市场的功能缺陷或者说市场失灵可以靠政府去弥补、矫正，但是不能把政府的作用神化，如果认为政府能够完全有效地弥补和矫正所有的市场缺陷或功能失灵，那是不合乎实际的一种假想。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问题，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政府与市场并非在所有领域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许多场合两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政府可以帮助市场、矫正市场，市场也可以帮助政府、矫正政府，试图在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人为地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那是徒劳的。市场监管失灵是监管本身的问题。三、保险安全的经济学分析保险监管的目标除保险安全、保险效率以外，还应包括保险结构优化。<WP=205>具体来说，包括：第一，确保保险机构稳健经营和保险安全，即保险安全目标。第二，提高保险制度的运行效率，即保险效率目标。第三，保险结构优化，既包括企业组织结构、出资人结构、产品结构、财产险寿险结构，又包括保险市场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许多方面。保险监管成本分析。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提醒我们必须考虑资源约束，即必须认识到实施监管也是需要耗费资源的。保险监管成本，一是直接的资源成本，包括行政成本、执行成本，二是间接的效率损失，是指这种效率损失是潜在的不易被直接觉察，它一般不直接表现为政府预算支出增加上，也不表现为个人直接负担的成本的加大，但整个社会福利水平却由于这种监管的实施而降低了。监管有可能削弱竞争，导致静态低效率，可能妨碍金融中介的创新，导致动态低效率。监管过于严厉导致社会总福利降低。保险监管的边界，可以运用成本有效性标准分析。为了提高保险监管的有效性，在既定的监管目标下，只有降低监管成本。要探讨一种成本制度安排，在满足各个保险主体成本最优的前提下，达到社会总成本最优。这就要求总成本在不同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