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中国工业化蓬勃发展、大中城市越来越现代化、持续20多年成为世界经济“新星”的同时，中国农业却仍然基本上是“传统”型的，或在“现代”的门槛边上徘徊，而且城乡差别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中国70%的人口仍居住在落后的远离现代文明的农村；数亿农村劳动力仍被束缚于分割细碎的土地上，或涌入城市做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苦脏累的活，成为城市的“边缘人”。“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瓶颈”。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全面小康；没有“三农”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因此，研究“三农”问题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改革进程发端于农村。迄今为止，中国最成功的改革仍是80年代初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即家庭承包制取代了集体生产制。家庭经营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使全国绝大部分长期难以解决温饱的农村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这中间，有待总结、升华的东西应该是很多的、也很有意义的。中国农业制度的变迁应了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一句话：“制度是重要的”。即制度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摒弃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将制度因素视为既定或“遗忘”在分析视野以外的做法，发扬了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将制度因素引入分析的范围，如产权、交易费用、国家、意识形态等，较之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更接近“真实世界”，建立了一套有自身逻辑的分析框架，对经济制度的变迁提供了很有解释力的分析工具。本文的主要分析框架即建立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分析工具的使用上。从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一种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最根本点在于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基本经济规律。这种规律适用于任何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本文的哲学基础和基本方法论。本文的主旨在于建立这样论点：家庭经营制是农业生产制度的长期的必然的选择。这是贯穿全文的一条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本文从如下几方面进行研究分析：第一， 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合作理论。中国五十年代的农业制度变迁（合作化）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合作理论。但分析表明，其实二者是不相符的。第二， 综合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如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WP=7>公共选择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用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有关集体行动的理论分析和解释了农业生产集体制为什么缺乏制度效率以及家庭经营制为什么有较高的制度效率；用交易费用理论解释了合作化为什么在当时情况下是必然的；用制度变迁理论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国家理论解释了农业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及其实施过程。第三， 具体描述和分析了中国近50年的农业制度变迁过程，其原因、目的、背景、动力、制度特征及其绩效，用中国的实例验证了集体生产制的低效和失败、家庭经营制的高效和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失败和成功的机理。第四， 在农业制度选择和合作制两个方面进行了国际比较，以实证的方式验证了两个事实：世界范围内的农业生产制度（及土地制度）的家庭经营制选择和世界范围内的农业生产集体制的普遍失效，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集体制失败和家庭制成功的制度原因。第五， 在以上归纳推理的基础上，对中国目前的农业生产制度和土地制度进行了一些分析，对未来的制度变迁的前景进行了轮廓式的预测：家庭制仍是长期的制度选择。虽然规模经营的大趋势是肯定的，但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实现规模经营的条件尚不成熟；而且家庭制并不悖于规模经营，也不悖于农业的现代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全文共有六章。 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是提出问题，定义有关概念，简单回顾在此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指出本文研究中面临的难点以及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并简单介绍一下本文的研究方法，说明本文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哲学基础，以新制度经济学为方法和工具进行农业制度变迁问题研究的。 第二章是理论回顾。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农业合作理论。指出马克思主义有着丰富的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内涵，并以此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制度)、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规律以及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内在逻辑。然后具体分析了与本文有直接关系的有关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农业合作思想及其理论，指出马克思的合作思想主要体现在工人生产合作社上；恩格斯较多地研究了农民问题，但其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建立在私人所有权和继承权的基础上的合作占有和合作生产，并十分强调对待小农的几个基本原则，即不剥夺小农，不强迫小农等。他们关于合作社理论的共同特点是把合作社看作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方式，甚至其本身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列宁则在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理论，主张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应通过商业合作社的形式把小农与社会主义经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