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以来的长久话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公司治理结构的逐步完善,众多涉及国企经营与管理的问题浮出水面。尤其的,,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热点。目前,国企高管薪酬激励分为货币性激励和控制权激励：前者包括货币年薪和股权；后者则主要以控制权带来的在职消费为主。货币薪酬存在管制、在职消费过度膨胀是当前国企高管薪酬面临的主要问题。国企高管货币薪酬存在管制。由于中国国企长期承担着稳定就业、保证分配公平的社会责任,加之高管行政性任命和“准官员”的模糊身份,高管货币薪酬一直受到管制,主要体现为严格规定高管与员工相对薪酬比例。从09年“限薪令”开始,之后相继出台的国企高管《薪酬管理暂行办法》、《业绩考核暂行办法》都明确规定了其绩效薪酬的增长上限；2013年两会的有关国务院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再次将国企高管货币薪酬管理做为新时期国企改革的重点。与此同时,长期存在于国企高管中的过度在职消费却愈演愈烈。据《廉政了望》披露,许多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基本处于失控状态,比薪酬乱得多,问题也严重得多,业已成为高管们一笔庞大的隐形收入”。许多学者也发现,薪酬管制与高管腐败存在正相关。因此,作为高管腐败的重要表现,从薪酬管制角度研究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成因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从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和在职消费两个角度出发,通过递进关系深入研究当前中国国企高管激励问题。全文分析建立在基于“不平等厌恶偏好”的行为分析范式。与传统经济学纯粹理性人假设不同,行为经济学认为,个体具有他涉偏好。以Fehr等人为代表的实验经济学家,通过一系列代表性实验,如信任实验、礼物交换实验、公共物品实验等。实验结果均发现,被试不仅具有单纯的利己动机,还会考虑其他个体福利,即具有社会偏好。大量实验给出了他涉偏好的实验室证据,行为经济学家又力图通过模型进一步阐释行为变量对个体选择的影响：Rabin通过动态心理博弈模型证实,互惠偏好会显著改变博弈均衡解,从而提出心理博弈均衡；Fehr等人提出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则是应用性最广的一类基础模型,也是本文建模的参照系。行为分析框架发展的重要领域是应用在激励分析中,即行为劳动经济学的发展。行为劳动经济学领域的激励研究,不仅关注物质激励,更重视行为、心理因素对个体选择的影响,如身份认同、公平和互惠等。该思路奠定了行为“委托—代理”模型的扩展和应用,E&W模型应运而生。同时,Kahneman等人提出了个体选择的“锚定效应”假说,认为初始参照点对最终结果有显著影响。本文理论模型的构建就是在E&W行为“委托—代理”模型基础上,引入“锚定效应”假说,并结合现实分析的需要,通过对假设做出调整而得。理论模型的构建要依托现实问题的需要,本文围绕“薪酬管制”和“在职消费”对中国国企高管激励进行研究。首先,薪酬管制是中国国企高管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也是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的主要方面。所以,外国文献对国有企业也薪酬管制的研究不多,可供参考的也只是管制经济学中对管制成因及其影响后果的分析。多数有关管制的研究认为,行政管制会降低效率,不可取。但结合中国国企发展,为何在一致推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依然坚持“薪酬管制”不放松呢?这是本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对丁该问题的解答,国内学者给出了更符合逻辑的答案,即行政化选拔的国企高管薪酬必然受到行政化约束。黄再胜等人的研究发现,政治身份是薪酬管制存在的根本原因,虽然提出政治激励是重要方面,但他们的模型依然建立在物质薪酬单一激励框架下的“委托—代理”模型,并没有进一步深化,也没有为管制的经济后果提供经验支持；在进一步研究薪酬管制和在职消费关系中,构建二者的逻辑联系是前提,在这方面,国内研究并不多,多数仅限于对在职消费的经验研究,例如构建计量模型检验某一因素对在职消费影响的显著性等,但缺乏理论支持。从逻辑上,本文主要从中国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出发,首先讨论中国国企薪酬管制政策实施的原因,再进一步考察薪酬管制是否对高管的在职消费有显著影响。中国国企高管的“薪酬管制”可谓是与“中国特色发展”相结合的典型政策：中国的国有企业从改革最初的“放权让利”到后来的“两权分离”,直至今日的“现代化企业制度”确立,历时30多年,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虽逐步向着市场化体制转变,但高管的“行政式”任命形式依旧延续,这也使得中国的国企高管存在着“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管制”还是“遵循市场”的激励模式一直饱受争议。本文紧紧围绕国企高管“政治身份”这一关键特征,通过构建委托人不平等厌恶的行为“委托—代理”模型,发现正是由于多重激励的存在,使得具有不平等厌恶的委托人倾向于对代理人薪酬采取管制,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而且,这种管制会降低企业绩效；在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发现,薪酬管制的确与绩效显著负相关。本文的第二个逻辑层次,是讨论当前围绕国企高管在职消费展开的激烈争论。有关高管在职消费的文献研究发现,企业所有制结构、国企分红等诸多因素都会显著提高高管在职消费。仍有薪酬论认为,薪酬管制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本文紧接上文的逻辑思路,考察薪酬管制的主要经济后果之一—在职消费。同样的,依托行为“委托—代理”模型,将不平等厌恶偏好拓展到代理人效用函数中,同时引入“锚定效应”构建代理人效用函数,发现,引入不平等厌恶偏好和“锚定效应”的均衡解显示,薪酬管制使得在职消费成为货币薪酬的替代；之后的实证检验证实了二者的关系。通过上述两个层次的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国企高管的政治身份和行政选拔使得政府不得不对其薪酬实施管制；薪酬管制除了直接降低企业绩效,更通过“锚定效应”影响高管行为选择,进而使得在职消费成为替代性激励。由此认为,要实现国有企业薪酬改革,首先要摒弃传统的政府干预,实现管理者的市场性选拔机制。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对薪酬管制和在职消费展开深入讨论。在理论分析中,首先构建基于不平等厌恶偏好的行为分析范式。在传统“委托—代理”框架基础上,分别在委托人和代理人效用函数中纳入不平等厌恶偏好,考察均衡解的变化,得出相关定理；进一步的,在理论结论基础上通过构建计量模型,以中国上市国企为例,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验证理论假设的准确性。又通过引入上市非国有企业参照组,深入研究薪酬管制对在职消费的影响。本文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建模的创新。之前文献研究薪酬管制成因时,只考察物质激励的影响,即使有学者提出国企高管的政治身份是造成薪酬管制的根本原因,但只是在约束条件上加以体现,并没有深入剖析政治激励对代理人效用函数的改变。本文在沿用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范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代理人双重激励效用函数,更加直观的展现薪酬管制存在原因。同时,在职消费的分析中也对代理人效用函数进行拓展,加入了除货币收入以外的在职消费收入作为替代变量,从而得出“薪酬管制造成在职消费对货币收入替代”这一理论结果,这也开创性的从理论方面解释薪酬管制和在职消费的关系；第二,实证的创新。实证方面创新主要体现在不平衡面板方法的应用。为了保持充足的数据量,计量模型采用了非平衡面板数据估计,极大地提高了结果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