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博彩，英文称GAMING，意为博得各种中彩机会的游戏活动。按国际通常的划分，博彩业大体包括彩票、赛马、赌场等三个不同的活动种类和层面，三者间因玩法不同也有差异性，但相互间又有其特定意义上内在规律和联系。汉语中与“博”有关的词句古来已久，但“博彩”一词出现首先见自于澳门政府1982年5月公布的法令中，法令说“凡博彩，其结果系不可预计，且纯粹碰运气，概称为幸运博彩”。 在西方国家博彩业的发展比较迅猛，对这个行业的熟悉程度几乎可以说是妇儒皆知。在我国，绝大多数的人对博彩一词还相当陌生，人们的认识在不同程度上还存有不少误区，即使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的公众发言也有偏差之处。由于博彩活动的展开对社会既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又有一定的正面效用，社会价值评判一直存有争议，因此在历经多年的博弈后，国际上全面放开博彩这三个层面活动的国家和地区只是少数，全面禁止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少数，多数国家和地区对博彩活动采取部分放开的态度，并且基本上按彩票—赛马—赌场的顺序演进。国际上各国对博彩活动的态度因历史的、宗教的、文化的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而采取不同的调控对策，无疑使我国政府对博彩业的公共政策选择有了可咨借鉴之处，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我国博彩业的发展提供了路径依赖。 人类历史上民间的博彩活动历史悠久，在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由于社会控制能力较弱，博彩的副作用比较明显，社会影响面较大，各国历朝历代政府在得与失的权衡中对博彩（特别是赌博）的基本政策选择都是禁止，但这种禁止对博彩只是起到了一定的威摄和扼制作用。事实上，各种博彩活动因能满足人的某种特殊需要，仍以不同方式顽强表现出来，禁与赌构成了双方的长期博弈，但的的确确从未根除。即使新中国成立后，历经政府声势浩大的禁娼禁毒禁赌斗争，事实上仍有潜在的地下博彩活动在流变。改革开放后随着体制转轨和市场的资源配置等因素，赌博又时有泛滥。长时间以来，由于人们习惯上把博彩与嫖娼、吸毒等丑陋、罪恶活动联系在一起，即把“黄、赌、毒”划为一类都做为社会的黑暗面来看待，因此，传统文化和主导舆论上对博彩的评价甚为灰暗，禁赌博奕一直长时间持续，尽管越来越没有效率，但要改变这种局面，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近代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面对个体、群体和社会需求的压力，政府鉴于博彩的正面收益和控制能力提高，而开禁博彩业，并实施必要的管制。因此，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博彩活动的某些层面得以突破，得到政府的承认。但从博彩的发展历史看，严禁——放开——再严禁——再放开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有显现，这无疑反映了政府决策和民众文化上的矛盾态度，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也仍未完全解决。事实上，人们习惯认识上的排斥博彩活动，过去有其合理依据，在生产力重大突破和社会控制能力较强的情况下仍不加区分一味排弃，也有其不尽公平之处。博彩业中有些门类如彩票甚至赛马等为社会公益福利事业筹集社会资金的能力非常强大，其它慈善、公益性质的捐款无法望其颈背。也就是说博彩活动对社会公益福利事业的贡献，因长期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落后以及造成的技术手段落后等因素，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还没有能够在加以区分中给子应有的重视，因此也难有恰如其分的评价。 应当看到，博彩业的发展也与一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密切关联，一些国家开展博彩活动也与本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开放程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一般说来，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文化的多元性发展比较明显，其博彩活动相对比较发达；而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文化的多元特征不明显，传统的道德因素占了上风，其博彩活动相对比较落后。这种状况并不是说经济发达国家不需要筹资发展公益福利事业，而经济落后国家更有良策解决发展公益福利事业面临的资金短缺难题。事实上，相比较而言，经济落后或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制约，更需要筹资发展社会公益福利事业。这一点，从我国可以看得更清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人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为了摆脱我国福利事业和体育事业在财政投人上捉襟见肘的困难局面，经国务院批准，陆续发行了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从而揭开了新中国博彩业崭新的一页。伴随着彩票热的升温，赛马和赌场（地下）也在不断地试图着有新的发展空间。目前经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博彩活动只有彩票层面，每年都有额度限制；赛马不允许有博彩行为，控制在体育竟技阶段；而赌场从未开禁。 伴随着我国彩票市场的初步发展，彩票的强大筹资功能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彩票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福利公益事业的贡献也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和尊重。但是，由于彩票市场处于初始阶段，也暴露了许多管理体制和规制建设方面的问题。彩票市场既有红红火火的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