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经济学最大的目标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怎样能让老百姓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富人们锦上添花无可厚非,但是给穷人们雪中送炭则更加值得称赞。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贫困,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伴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农村贫困人口一直在减少,但非收入贫困现象依然比较普遍,同时,流动人口(本文主要指农民工)的贫困以及城市贫困开始凸显出来。农民天然和土地联系在一起,可是为什么我国现在的贫困人口主要来自粮食主产区?这看起来是个悖论,也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线索之一,本文的主体部分从生产方式入手,通过对生产要素以及劳动者的分析来解释我国的贫困问题,并努力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关于土地要素,为什么家庭承包制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而不能给农民带来富裕?有关土地使用制度可行的反贫困措施,及其条件是什么?(2)关于资本要素,农村扶贫信贷资金为什么收效不大?在农村信贷市场上互联方信贷合约为什么比正式的信贷机构(如农业银行)的效率要高?农村信贷市场信贷额“小”为什么是必要的?(3)关于劳动者,政府在医疗卫生、教育投入以及城市倾向政策方面初始的不平等,是怎样影响劳动者素质的?为什么这又导致了贫困群体收入上更大的差异?怎样通过计量给予进一步证明?(4)关于自然环境要素,自然环境的退化是导致贫困的原因之一,那么贫困反过来会导致自然环境资源的退化吗?其有效的反贫困措施是什么?(5)关于城市贫困,城市(户口)贫困的原因是什么?上海市出租车驾驶员(“隐形”贫困群体的案例)相对收入下降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农民工(城市流动人口)的工资低?为什么说农民工的贫困是一种“消费贫困”?其可行的反贫困措施是什么?关于(1),本文的研究发现,家庭承包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合作化生产的前提条件是减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减少隐形失业,从而提出一个可行的反贫困土地使用制度创新:土地使用权入股的股份合作制+第一产业减员,二者缺一不可,第一产业减员可以理解为城市化,是合作化生产发挥其生产力优势的必要条件;关于(2),通过模型论证了农村信贷市场中的最优和约产生于互联方交易中,并尝试着提出包括农产品中间商的信贷体系,并论证了“小”额信贷是可以借鉴的成功的国际经验;关于(3),由于在医疗卫生、教育投入以及城市倾向政策方面初始的不平等→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差异→生产能力的差异→在劳动力市场被放大→收入差距的扩大(更大的不平等)。相应的反贫困措施:增加农村贫困地区的公共产品(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的供给,它的意义是多重的,不但可以提高贫困人口的劳动力素质,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减少“非自愿”失业,同时还可减少城市人口的“自愿”失业。彻底放开户籍制度,贫困的继承性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通过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当然了,比改革开放前有所松动,但是还不彻底)。实证分析印证了第三章的观点,要进行第一产业减员,因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同“家庭规模”负相关,而与“非农活动时间”(即在第二、三产业的时间)正相关;关于(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低收入地区对自然环境资源掠夺性开发,贫困和自然环境资源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在反贫困措施中,对那些“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区解决贫困问题的资金投入很大,且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脱贫致富问题,可重点采取“移民搬迁扶贫”,同时“退耕还林”;关于(5),城市(户口)贫困群体和农民工的共性是:缺少自己的组织。在反贫困中,必须加强其自身的组织建设,成立行之有效的组织,用一种声音说话,走出“奥尔森困境”。对于农民工来说,其工资低是因为其劳动力价值构成中只包括“维持劳动者自身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这一个部分,且遭受了制度性的歧视。从反贫困角度看,要彻底放开户籍制度,扩大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随着农民工阶层的出现,我国由“二元”转向了“三元”,这是一种进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的改革,是由农村经济体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第三元”的农民工阶层只是一个过渡性的阶层,必然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