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企业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对象,经济学企业理论长期的探索一直力求对企业的产生、成长及其行为能有一个准确全面的认识。但由于理论的建设往往立足于现实的经济生活,与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古典企业观点和现代企业理论中都没有强调“知识”这一因素。二十世纪的后二十几年时间里涌现出了大量知识密集度极高的新型企业,这些企业凭借技术、知识和思想在短时间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财富,其成功使得经济学研究开始重新审视企业理论中知识因素的地位。本论文认为,知识在理解企业的性质、企业的组织变迁和企业的成长等问题中具有基础意义,而在解释知识对宏观经济的推动时也需要寻找到知识作用的微观基础,企业则可以作为一个知识分析的重要环节,因此有必要从知识的角度对企业进行理论问题研究。通过对企业理论相关阐释的系统梳理,并结合知识因素在企业中作用的机理分析,可以有效拓宽企业理论研究的视野。因此本论文的研究问题界定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对企业的性质、企业组织机理及企业成长进行知识角度的基础理论解释。论文主体分为五个部分:一、结合知识经济时代特征与新兴企业特征,对将企业权威完全与物质资本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企业观念进行反思;二、通过对知识特点与知识分工和协作的分析,指出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具有对分散的社会总体知识有效利用的优势;三、根据知识与决策权的匹配原理,对企业的边界以及企业组织结构变动和激励制度创新进行解释;四、指出企业竞争优势根源于企业知识的持续创新,并对知识创造的机理进行分析和理论拓展;五、寻找企业成长的真正动因,探析企业知识资产对企业成长的推动作用的规律。论文希望通过系统的知识视角下的企业分析,说明在具有知识性质的企业中,权利的安排、组织的变迁、激励的创新等活动都需要结合知识利用和知识创造的效率进行考虑,进而说明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真正推动企业成长的是知识这种无形的要素。通过对传统企业理论的梳理,我们发现无论是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观点,或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还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现代企业理论,都是以物质资源的配置为分析的前提条件的。传统的企业组织下的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品多体现为实物形态,理论分析也聚焦于实物资本的投入、利用和收益,因而在传统企业理论里企业的权利安排中无不体现着权利与物质资本的对应关系。在企业这一利用权威协调各种要素进行生产的组织里,权威往往归属于拥有实物资本的要素所有者。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条件下,新兴的、以知识为投入的、生产过程明显表现为知识利用的并且以知识为最终产出品的企业迅速出现,还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迅猛成长。知识因素在企业中突显出重要作用,使得理论研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回顾素来重视物质要素投入的传统企业理论,很难对新兴企业中权利向知识员工转移、企业组织结构简化、倾向团队合作的激励手段、以知识持续创造和运用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合理充分的解释。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中甚少引入对知识因素作用的分析。在正统的企业理论基础上,结合知识理论对企业的性质进行更进一步的说明,将对企业有一个更宽泛视角的认识,这对于企业理论本身也是一种拓展和推进。经研究发现,经济社会劳动分工实质上是知识的分工,分工使得全社会的知识广泛地分布在单个个体之中,然而作为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分工的基础上又是需要协作的,这就使得分散的知识需要进行整合利用。由于知识中的默会成分,很多知识难以自如地通过市场来实现转移以达到有效利用的目的,知识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费用很高,这就使得人们开始寻求一种能对自己所拥有知识进行合理定价的组织。企业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权威特征的组织,所以企业从形成的开始就是具有知识性质的,它作为有效利用社会分散知识的反应物而出现。企业权威并不必然归属于某一类要素(如土地、资本、劳动)的拥有者,而是根据企业参与者中谁对协调分散知识使用这一合同关系具有更充分的知识而进行配置的。由具备更充分企业知识者掌握企业不完全合同关系中的剩余权利,有利于对各方参与者所拥有知识进行合理定价,社会知识得到相对有效的利用。这样看来企业之所以存在,是由于知识创造的专业化分工性、知识分布的分散性、知识利用的整体协调性、默会知识的难以传递性和知识积累的长期持续性等知识特性决定的。企业创造了各种分散知识集中使用的环境和条件,相对于市场调节来说,企业在知识尤其是默会知识的利用和创造上具有优势。作为协调分散知识利用的组织,企业内部也要不断寻求有效率利用知识的途径,这样才可能保持企业组织相对于市场协调的优势,企业才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企业要使其整合的知识能够得到有效率的利用,就必须考虑赋予其相应的决策权利,决策权因其和行动能力直接联系,而成为知识运用过程中最重要的权利。在知识与决策权相匹配的安排中,涉及到两种知识利用的成本:一是如果决策权由权威中心下放至员工个人,有可能因为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不一致问题而引致一定的代理成本;二是如果决策权不与具体的知识匹配,又有可能因为权威中心不具备特定具体知识引起无效率决策从而导致一定的成本。这两种成本与企业决策权分配的程度相关,并且二者呈相反方向运动,企业的决策权配置就需要在两种成本之间进行权衡。有关知识利用成本的节约决定了企业决策权使用的边界,从纵向结构上看,由于知识交易的低效率,如果某企业需要利用到其他生产阶段的知识,就需要将这一生产阶段一体化至该企业的统一协调体系中;从横向边界来看,很多知识不是只用于生产一种产品,对它们的有效使用要求企业生产多样化,另外由于企业的知识并不完全根据其生产来部署,这又使得知识交易在形成了战略联盟的企业间有发生的机会。知识利用的成本权衡还决定了企业的组织结构变化和激励制度创新。当企业的运作越来越依靠分散在员工个体的具体特定知识时,如果企业的决策权集中于权威中心,就会引起高的知识利用成本。这种情况下,企业不会固守适应原先物质要素为主导情况下的集权层级结构,它需要简化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减少因目标不一致引起的知识利用成本。因此各种分权的组织形式被创造出来,以适应充分利用那些难以转移的具体知识这一要求。这种变化也说明,由于企业组织的知识类型与密集程度不同,将对应千差万别的具体组织形式。企业要实现知识利用的成本节约,还需要认识到由于知识投入在测度上的巨大困难,传统的经济激励思想的局限性便会显现出来。如何激励企业要素有效投入的思考,也因为加入了知识因素的分析而需要更新。通过企业参与者博弈分析,我们看到企业不仅是一个能够提供重复博弈的长期预期的局,还应当是一个能够形成共同知识和文化的、促进参与者合作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建设将有利于企业参与者走出报酬与投入对称的激励困境,使企业生产所整合的各种专门知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产生有利于企业目标的合力。一旦认识到企业具有知识的性质,我们对企业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停留在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上,由于知识创造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作为整合协调知识利用的组织的企业因此也是一个过程,需要进行动态的研究。本论文对企业知识的创造机理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引入抽象和具体维度与社会知识层次,对知识创造的螺旋SECI模型进行了扩展,指明了企业在知识创造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论文还指出,正是由于企业致力于知识的创造和利用,不断地实现知识创新,这才使其拥有了得以存续和成长的竞争优势。从企业内生成长的理论出发,结合企业知识创新导致企业竞争优势的分析,论文论述了企业成长动因的根源问题。企业对知识有效利用和连续创造知识的过程形成了企业自身特有的、外部难以模仿的动态知识,这种企业知识累积的过程节约了企业服务和资源的利用,使大量管理资源得以释放去解决非常规问题,这使企业提升了自己的整合协调能力、获得了竞争优势。企业的知识存量和知识创造能力决定了企业的成长方式和速度,企业要寻求健康成长的道路就需要对自身拥有的知识资产进行合理运用。知识资产是与企业的其他投入结合起来推动企业成长的,不同类型的知识资产在对企业成长的贡献中有不同的作用方式。作为对这一理论分析的具体运用,我们对639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的知识资产之间结合和知识资产与其他无形资产结合发生作用的变动对企业价值变动影响最大,而知识资产与有形实物资产结合发生作用的变动对企业价值变动的影响较小。企业应该遵循知识资产作用方式的特点来运作知识资产,让这一资产带来更大的未来收益,使企业得以成长壮大。通过论述,我们对企业的存在、边界、内部组织、竞争优势和成长问题进行了知识角度的阐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知识观点企业理论。本论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尝试:一、把正统合同企业理论与企业知识理论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系统梳理了企业理论的相关论述;二、在反思传统企业理论将企业权威完全归属于物质资本的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企业权威也应与那些其知识与企业存在很强双边依赖关系的要素所有者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三、运用对企业内部知识利用的成本权衡分析,对企业组织结构变迁进行了解释;四、通过附加心理因素的博弈模型推演,为适应知识利用的企业激励制度创新指出了可选方向;五、引入抽象和具体维度、社会知识层次对SECI模型进行了扩展,在三维空间展示了知识创造的机理;六、结合经验数据计量模型对企业的知识资产作用方式进行分析,强化对知识推动企业成长这一企业内生成长观的认识。通过系统的知识利用和知识创造分析,论文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认识到了企业具有知识的性质,因此企业的权利配置、组织结构、激励制度和成长规划都应该遵循知识运动的规律,才能促成企业中的知识要素充分投入、持续创造和充分被使用。企业形态从最初的业主制和合伙制的古典企业居主导地位,发展中逐步过渡到股权制或经理主义的现代企业为主要形态,在知识因素作用越来越突出的发展情况下,可以想见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知识型企业或后现代企业形态必将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