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协调人力资本积累与资本深化以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转型是任何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社会都必须直面的难题,而正确发挥政策诱导作用的前提是对企业运行的微观机制进行准确而富有意义地分析。多角度是必要的,但建构直接与宏观经济的外在表现相关联的、可实证的企业理论对中国经济转型却显得更为迫切,也更有理论价值。以“交往”为分析的基本单位,仍然强调各种社会组织的契约性质,而企业的特性则在于它是要素所有者基于要素属性间“自然关系”的“私下谈判”的均衡,该均衡则进一步型构为与所处环境耦合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即企业制度/组织结构;而对更高合作水平的追求不仅促进着社会一般分工和个别分工的深化,也同时是组织/制度发生和演进的动力所在;进而基于个别分工的、交换比较优势的市场与基于一般分工成长的异质的企业都只是由不同要素属性间“自然关系”所衍生出的不同“社会关系”而已,而合作水平的差异则是它们相异的基本维度,从而也阐释了企业制度/组织结构异质性的本质原因。因此,无论是市场、混合组织,还是极端的科层组织,它们都是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企业的合作演化也因此可以很好地阐释企业的演化过程。企业的合作演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1)企业制度/组织结构都是合作博弈的均衡,它既是合作的前提,也是合作的结果;(2)在既定技术、制度和市场等环境的综合作用下,要素所有者交往的利益与冲突状态决定了团队的合作水平,而交往的利益与冲突状态在根本上又是由要素属性间的“自然关系”,即互补性与替代性的相对程度所决定;(3)技术、制度和市场等环境的变迁改变了要素属性间互补性与替代性的相对程度、要素所有者交往的利益与冲突状态,进而交往的合作水平,并因此推动着企业制度/组织结构的演化;(4)企业的演化本质上就是企业的合作演化;(5)立足于促进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制度、技术环境的建设才是协调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深化、促使企业的合作演化并最终推动全面技术进步和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这也是马克思的“技术进步是为了劳动者的本身”观点的具体体现。由于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阐释了“交往”这一分析单位的本质内涵,“自然关系”是基于技术的要素属性间的战略关系、要素所有者交往的利益与冲突状态并最终体现为某种程度的合作水平,而“社会关系”则是要素所有者基于既有的“自然关系”在制度、技术和市场等环境的综合作用下合作博弈的均衡解,并最终型构为企业制度/组织结构,因此,“交往”完全将强调技术资源方面的新古典“交换”与强调契约方面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作为了它的两个方面,并因此可以实现企业的契约理论、能力理论与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初步融合。更加重要的是,由于企业的合作演化理论借助“交往”这一基本分析单位将制度、技术和市场等环境、个人策略选择、企业制度/组织结构与宏观经济表现这四者的动态演化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有望肩负起预测和解释宏观经济表现的基础理论这一任务。首先在内生分工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将协调成本内生,并以此形式化了企业的合作演化理论,并从理论上分析了企业的合作演化逆转的临界条件;然后在技术、市场和制度演化环境中分别考察企业的合作演化规律。当我们将企业看作要素使用权交易的履约过程以考察企业产生、发展和演化中的合作问题时,发现随机竞价阶段要素属性的互补性与替代性相对程度越低,要素所有者实施专有性投资的激励就越高,但在“根本转换”之后的“私人秩序”下,要素所有者反而更有激励投资于那些互补性与替代性相对程度越高的资产,从而更高合作水平的企业具有明显的演化优势;而当把企业看作是谈判力配置相异的治理结构并在竞争演化时,我们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即谈判力更加制衡的治理结构无论在任何市场环境中都具有演化优势;最后,通过考察中国企业的演化现象验证了理论预测,即具有明显的合作演化逆转现象和开放条件对企业既有演化路径的强化效应,因此,适时协调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收益权的相对实现程度是保证企业以内部分工方式增长的关键前提,经济转型也因此才能实现。最后就如何协调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深化以促进企业的合作演化、全面技术进步和实现经济转型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