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形成多种群体差异,本文着重关注性别和户籍差异,其中性别差异不单指城镇职工内部的性别差异,还包括城市外来人员内部的性别差异。在人力资本禀赋给定的条件下,造成群体间差异的主要原因便是劳动力市场上不同群体受到差别对待引起的,在某种程度上可归结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不仅严重损害了受歧视群体的权益,而且也弱化市场机制配置人力资源的作用,影响一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国内学者对于上述两类群体差异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大多只关注群体间在工资这一个方面上的差异,忽视了群体间在就业、人力资本回报率、职业升迁和劳动参与等方面上的差异。而且研究的方法也比较陈旧,研究中大多采用传统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研究的内容更加全面和方法的新颖性。除了研究群体间在工资方面的差异外,还对就业、人力资本回报率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五个问题:①城镇职工性别间工资差异,②城镇职工性别间就业差异,③城镇职工性别间人力资本回报率差异,④城市外来人员性别间工资差异和⑤城乡户籍工资差异及其人力资本作用等问题。在方法上,本文采用Brown分解方法研究了性别间工资差异问题,获得了比以往更加可靠的结论和更为丰富的信息;通过将传统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扩展至Logit模型,从而分析城镇职工性别间在就业水平上的差异。本文采用2002、2003年城调队数据,2002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以及通过实地调查得到的2007年浙江省企业职工调查数据对上述五个问题展开了经验分析,主要的发现有:(1)不论是城镇职工还是城市外来人员性别间,均存在着较大程度的工资差异,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相对处于不利的地位。采用Brown分解方法显示性别间工资差异主要来自于歧视等不可解释因素,其中职业内不可解释部分又占了绝大部分。通过对比两类性别差异,为回答市场化如何影响性别歧视提供了新的视角。(2)男性职工的就业率要高出女性6.53个百分点,通过回归分析发现:第一,总体上看,男性、年龄较小、高学历、身体健康、党员以及配偶处于就业状态的个体更容易就业;第二,从分性别的回归结果看,与家庭特征相关的变量对丈夫和妻子有着显著不同的影响;第三,采用扩展的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显示,性别间的就业率差异完全来自于劳动力市场结构因素(Labor Market Structual Issues),个体特征差异影响较小。(3)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对妇女歧视的同时,还存在女性的教育回报率高于男性的现象。对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本文提出的假说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女性来讲,除了与男性一样,具有增加生产力提高工资的作用外,还由于降低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受到的歧视程度增加工资。正是由于教育对妇女这一额外作用,使女性的教育回报率高于男性。本文采用2003年城调队数据验证了这一假说。(4)本文利用2007年浙江省企业职工调查数据所进行的关于人力资本对城乡户籍歧视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工资差异的20%是由歧视造成的;城乡户籍歧视主要发生在高中组,其歧视程度要大大高于初中组。这一结果使那种认为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降低受歧视程度的假说在中国城乡户籍差异问题上得不到很好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