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借助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与企业国际化推动产业升级及其转型,是近年国内围绕“走出去”战略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无论中央政府主管部门,还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区域决策层,对于企业“走出去”国家战略或区域战略的核心定位,大多都包含了借助企业国际化及ODI促成产业升级与转型的期望。这个战略直接引出的学术论题之一,无疑是ODI的母国产业效应。后者则是一个为国际经济学研究所相对冷落的论题。本文主旨就在于围绕这个论题作一番从理论而实证的探讨,通过以下四方面的工作系统地理出ODI对母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并找到相关支持证据：一是对现有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归纳；二是对先行国家ODI历程的考察与此间产业升级的规律总结；三是对ODI之母国产业升级效应机理的梳理；四是实证检验以印证这方面的有关猜想或预期。这四个方面的工作环环相扣,由此形成本研究的基本框架。现有关于ODI的母国产业尤其是产业结构效应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正负效应两种说法。正效应论者认为ODI有助于提升母国国内资源利用效率,因而有助于促进国内产业升级转型；负效应论者则认为,ODI会导致母国某些产业因投资不足而衰败。前者论点与论据颇多,后者最有影响的论点要数“产业空心化”之说。近年研究大多支持正效应论,而对负效应说尤其是“产业空心化”理论提出质疑。纵观现有研究,其多是基于现实规律的分析,尚未形成成熟的实证研究模型,真正聚焦于中国的实际并使用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深入研究较为罕见。对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ODI历程的考察表明,通过ODI的方式带动国内产业升级,是战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产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各国在不同历史阶段ODI的主导动因大致遵循着“寻求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寻求战略资产”的变化过程。对产业升级测度指标的选择与测算不难发现这样一些规律：资源寻求型ODI通常伴随着投资国产业的重工业化过程；市场寻求型ODI能影响国内制造业的高加工度水平；效率寻求型ODI常伴随着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战略资产寻求型ODI则与国内制造业的高技术化过程密切相关。基于VAR模型的相关性分析表明,美国与日本这两个典型国家的ODI与上述反映产业升级的测度指标间,存在着长期而稳定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断点检验与回归系数的比较表明,不同阶段不同动因下ODI的产业升级效应存在强弱差异,实证结果较好地支持了上述规律。借助上述研究结果和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可构建一个ODI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的机理系统。这一机理系统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基于企业的微观动因视野,可概括为四种效应：资源寻求型ODI的重工业化效应、市场寻求型ODI的高加工度效应、效率寻求型ODI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效应、战略资产寻求型ODI的高技术化效应；第二个层面基于宏观联动视野,可概括为三种效应：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内竞争效应；第三个层面是间接传导机制,包括ODI通过影响贸易结构促进产业升级、通过影响供需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大量案例不同程度地支持着这些效应传道渠道。鉴于中国是处于制度转型期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其与发达工业化国家和新型工业化经济体间存在差异,因此将这个机理系统应用于分析中国问题时必须予以修正。修正主要考虑了两大因素：一是较深的政府的参与和干预经济的背景；另一个是国企主宰的ODI与国企、民企并存的企业制度分野。修正后的机理链条模型可作为后续研究中国企业ODI的国内产业升级效应的一个初级分析框架。进一步将上述结论用于研究中国现实。基于中国企业的案例分析与指标测度表明,虽然我国企业ODI的历史不长,但与发达国家渐进式的ODI活动相比,中国企业在较短ODI活动的历程中存在着上述多种动因。多动因主导下的ODI活动,使得中国制造业在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与高技术化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也在不断提升,因此其ODI影响下的产业升级是跳跃式的。通过引入ODI等变量并对钱纳里模型进行修改,可以获得一个测度中国ODI与产业升级关系的实证模型。基于典型省份面板数据的尝试性实证分析表明,ODI与中国典型地区的产业升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与区域ODI规模有关。但由于我国ODI的整体规模和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推动区域产业升级的诸因素中,ODI影响效应较小,这也得到了实证结果的印证。客观地说,由于受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的限制,上述分析尚存在一些缺陷,这当是后续研究所应着力的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