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城市经济意义的历史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城市作为人类经济社会组织方式的制度本质,演绎新的城市制度观和分析框架,提出关于城市发展以及人口、土地的政策建议,为城市经济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论文系统梳理了城市经济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借鉴了制度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现代城市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虽然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时代,学科分析范式在融入主流经济学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仍没有形成统一的城市定义,也没有抽象出城市来源的一般意义。由于囿于空间和运输成本的教条,止步于关于集聚经济的现象描述,城市科学或空间科学没有充分认识城市的交易起点和自生的社会秩序属性,因此缺乏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能力。城市是交易集中化带来的人类空间秩序。交易作为城市的起源之一早已为人所识,但将交易概念拓展并抽象为城市的统一起源,却是本文的一个创新观点。交易不仅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市场秩序,而且自生自发了空间的秩序,这种秩序或者说制度就是城市。基于这样的历史和理论逻辑。文章给出的城市定义是：城市是由各种交易规则、信念、方式和各种交易主体一起联结起来的自发空间秩序,是一种节省交易成本和实现集聚经济为基础的人类空间组织制度,是保障和形成集聚化交易的制度集合体。这个城市的定义是新制度主义的,也是对城市现象一般化的抽象和概括,具有超越学科樊篱的价值和意义。城市是一种制度集合体,是文章更进一步的创新观点。本文在交易分析基础上演绎出的城市制度分析框架,包括了城市的交易、交易主体、交易成本、交易制度体系等等分析范畴,并且通过城市的制度观,解释城市的形成、规模的变化、空间的拓展。文章利用交易和制度分析工具,回答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集合体,是通过怎样的制度约束、制度变迁或是制度创新而使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发生演进、变化和发展的。这是城市经济研究的一种新的方法。在一个存在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的城市制度观下,本文延伸研究了人口和土地对产业集聚、城市空间变化、城市经济增长产生的重大影响。文章对人口迁移过程和土地交易过程当中产生的交易成本作了分析、归类和总结,通过实例证实人口、土地制度创新对降低城市交易成本、促进城市资源优化配置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若干结论有一定的现实应用价值。文章还首次考察了交易成本的空间异质性对城市规模、城市层级体系的关系。指出交易成本空间异质性主要通过制度结构均衡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迁和资源禀赋效应的强化三种方式形成,引入了运输成本和产业关联性两个变量解释交易成本空间异质性与城市群形成的内在联系,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作了实证研究,试图用交易成本的空间异质性解释城市群形成和演化过程。文章还提出了把城市化作为转型经济空间组织战略的政策建议。通过空间组织成本的降低,为未来中国可持续增长寻找源泉：将制度创新和完善,作为下一轮城市发展的重点和依托；不失时机地推进人口和土地制度改革,为城市化消除制度障碍；强调城市竞争,归根到底是制度的竞争等等建议,都是依据城市的制度分析逻辑而得出的若干观点。本文的研究方法也具一定新意。回到李嘉图和马克思开创的传统上,采用一种演绎的实证分析方法,首先将城市的起源抽象为交易,然后从这个抽象的概念出发,全面建构城市制度观和制度分析框架,在交易—集聚—制度—城市—城市群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逻辑联系。特别是通过对城市演变的分析,揭示了交易集聚——人类空间组织制度的革命——城乡的历史性分野和制度演化,由此提出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