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对自身初始条件的认识不足,特别是没能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在发展速度、发展阶段、发展目标及发展方式上的关系,结果在实践中导致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相脱节,具体表现为不是城市化超前就是城市化滞后。这不仅阻碍了工业化的持续推进,更进一步地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由于历史原因(建国之初的国际环境等因素)在具体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也未能避免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协调问题,在我国现阶段表现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这种城市化的滞后直接导致第三产业发展落后、二元结构恶化、民工流现象等等不良后果,从而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本人首先提出了一个测度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滞后程度的模型,计算了我国当前城市化的滞后水平,并以此为依据从制度层而入手对城市化滞后进行原因分析,论证了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滞后始于特定历史环境下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延续于制度的路径依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保障赶超型工业化战略顺利实施,各种客观上阻碍城市化推进的制度纷纷确立,逐步导致了我国城市滞后于工业化。后虽由于战略大调整和市场化改革而有所改善,但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那些已然确立的制度却未能根除。认识到这一点,本人主张要有效的释放当前工业化水平下的城市化潜力,破除城市化滞后对生产力的阻碍,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从制度层面着手改革一系列有悖于城市化进程的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探索和创造一系列有利于城市化过程中要素流动的新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