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创新、放松管制和金融全球化使得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国家资本市场发展日益深化与广化,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与操作体系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过去20年来,世界各国中央银行虽然在控制商品与劳务的通货膨胀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是对于资产价格的膨胀,却难有对策。因而开始有经济学家认为,作为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而言,它除了要维持价格稳定,经济增长之外,还应该考虑资产价格,并建议建立更全面未来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金融条件指数(FCI)。近年来中国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迅速,金融体系逐步健全、金融结构不断优化,无论货币相关比率还是金融相关比率都呈现良好的上升势头,趋近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这已为资产价格影响宏观经济创造了条件,同样也给我国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实践操作上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有鉴于此,本文借鉴Goodhart和Hofmann提出的FCI的基准模型,运用结构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及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测算出了“拓展”的中国FCI,并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资产价格中包含了大量的通货膨胀信息,FCI可以作为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然后将FCI指数纳入“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之中,运用GMM估计发现:(1)目前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对金融形势过于宽松的状况十分敏感。(2)短期利率调整在通胀率和产出缺口增加时都会同向增加,能促进通胀率下行,保持产出稳定。(3)目前我国的利率政策在实行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平滑行为,利率平滑操作机制逐渐进入央行视野。最后,结合实证的结论,分析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不足,提出了一个以FCI为参考指标的货币政策操作新框架,即参考FCI,以利率为操作中介,以产出、通胀为“双目标”货币政策操作新框架,并确立这一新的货币政策框架给出了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