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家族企业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也都是由家族所有、采用家族式管理和由家族控制的企业。本文以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从制度环境的替代性机制视角出发,探讨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组织如何通过选择相应的替代性机制来匹配制度环境,从而降低自身长期动态的交易成本,最终提高企业的组织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家族企业的治理也有别于非家族企业的治理,在替代性机制的选择上,家族企业最常用的两种是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制度环境会如何影响家族企业内部的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以及当制度环境发生变迁时,基于替代性机制的家族企业治理机制会如何变化,这是本文关心的问题。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制度环境对家族企业选择替代性机制的主要影响,即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的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制度环境不完善时,企业对内需要面对代理问题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不充足的问题,这些可以依靠家族涉入进行弥补；企业对外则需面对财产权利受到威胁、缺乏公正的仲裁和法律保护、以及契约的实施与履行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可以依靠政治联系进行弥补。本文通过建立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进行理论推导制度环境对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影响,然后通过一个三案例比较的定性研究对不同制度环境下家族企业选择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的行为进行讨论,最后通过一个大样本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对制度环境影响下的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根据三阶段博弈模型的理论推导,我们发现制度环境越好,企业创立者根据家族后代和直接经理人能力的比较决定是否将管理权留在家庭内部,此时利他主义倾向只对持股比例有影响；制度环境较差时,企业创立者倾向于将管理权留在家族内部,较高的利他主义此时会增加保留管理权的动力。家族后代的外部选择越高,企业创立者所承担的机会成本也越高,存在着特殊情况下,即使制度环境比较好,但家族后代外部选择很低,企业创立者仍选择将管理权交给家族后代；或者即使制度环境比较差,但家族后代外部选择很高,企业创立者仍选择将管理权交给职业经理人,让家族后代从事自己选择的事业。根据案例定性分析,本文发现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家族企业的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模式差异,其中利用荣氏家族的案例,本文发现,在制度环境较差时,荣氏家族有不断提高持股比例,并且保持企业控制权的倾向,同时还可以利用联姻等手段加强家族涉入；在冯氏家族的利丰集团案例中我们发现,当家族成员对待制度环境的预期存在差异时,在企业外部具有其他收益的家族成员会选择放弃家族企业股份以及掌握的控制权,而对制度环境预期较好的家族成员会继续增持企业的股份以及掌握控制权,从而加强家族内特定群体的家族涉入；通过杜邦家族的案例我们发现,制度环境较好时,比较容易实现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两权分离,并且更适合企业的现代化转型。同时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家族企业可能建立不同类型的五种政治联系,本文也进行了归纳和整理。通过大样本的计量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当制度环境在较低的水平时,制度环境与企业是否有家族成员涉入管理正相关；而当制度环境在较高的水平时,制度环境与企业是否有家族成员涉入负相关。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经济发展对于制度环境和家族涉入存在着内生影响,使得在转型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当中,制度环境的改进和家族涉入倾向增加会同时发生,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制度环境与家族涉入的替代效应才会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利用工具变量法处理了制度环境的内生性,验证了制度环境与家族涉入之间的替代效应。而制度环境与政治联系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制度环境较差的情况下,家族涉入与政治联系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在制度环境较好的情况下,两者的关系并不明确。这说明家族企业的行为存在着基于制度环境异质性。本文主要的创新点为：创新一：建立一个制度替代视角下的家族企业理论模型,提供了一个制度环境影响家族企业治理的理论解释；创新二,通过计量研究和典型案例比较分析发现并归纳外部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的关系,并且讨论了家族企业家族涉入与政治联系之间的互动,其微观的传导机制也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之一。创新三,在研究制度环境对替代性机制的影响时,考虑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使得结论更加稳健,并且对于转型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家族企业选择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的行为也更具有解释力。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对于我国家族企业的未来发展和现代化转型也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