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量的企业如同雨后春笋般在中国涌现,各地逐渐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地方产业。这些地方产业有的迅速成长,有的发育缓慢,还有的已经迈向衰亡。是什么因素推动不同产业走上不同的演化路径,这是组织研究者一直关注的问题。与传统组织理论以单个组织为研究对象不同,组织生态学从种群这个层面来检视环境对组织成立与死亡的影响,对产业组织演化具有很高的解释能力。组织生态学认为产业演化可以是密度、生态位等内生环境因素推动,可以是制度等外生环境因素推动,也可以是内外环境因素共同推动,它是整合了产业演化与环境演化互动的理论。相对于产业集群研究,组织生态领域的研究还很少。集群与组织生态理论中的种群有联系也有区别,可以把一个产业集群当作一个种群,但是不能简单地把集群和种群等同起来,集群是种群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状态,集群内的组织存在着专业化分工与协同网络。现实社会中很多地方产业刚刚兴起或者发育缓慢,并不存在集群的特征,集群研究不适用；而种群层面上的研究可以运用在任何产业的任何阶段,时间上的跨度可以非常大。国内有关组织生态学的研究文献大部分都是阐述基本概念和引入国外研究结论,并没有对组织进行实证调查和规范的数理分析,缺乏用数据模型来检视产业组织演化的机制。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1)以组织生态学为基础,探讨产业密度、产业动态、外生环境等对组织的影响,分析组织成立、死亡与产业演化的成因,建立了组织演化的生态分析模型；(2)以负二项回归模型检视影响组织成立的因素,以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检视影响组织死亡的因素；(3)把台州缝制设备业放到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来进行考量,分析台州缝制设备业的演化轨迹与机制,用案例实证分析来支撑理论假设；(4)进行跨越历史时期的贯通研究,引入我国近代银行业的案例,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产业组织在演化上的不同特点和共同成因。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内生环境因素与外生环境因素共同推动产业组织演化,其中组织成立的主要推动力为产业密度和产业动态等内生环境因素,而组织死亡则与政治、经济和法规政策等外生环境因素休戚相关。本文从政府层面和产业层面分别提出了建议,为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借鉴。产业发展初期,组织数量的增加有助于提升组织合法性,政府可以出台政策来鼓励新兴产业的组织成立,以此帮助新兴产业提升自身的合法性；政府可以定期提供各产业的成立与死亡的统计资料,这样就能大大减少潜在进入者进行市场调研的难度,潜在进入者可以根据产业内组织数量和环境承载量的变化做出是否进入该产业的判断,减少其盲目进入产业的情况,使得产业健康有序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