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的改革开放大工程正式拉开了帷幕。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迈进,全面实现对外开放,努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成为改革开放的目的。三十余年来,我国的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着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逐年保持着高速平衡的增长势态。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在地理环境、文化风俗、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步展开,只能采取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再以沿海地区带动西部内陆地区的战略。这样一来,便使得以前发展较为均衡的东、中、西三大地区在经济金融发展上开始出现差异,加上近年来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战略的实施,地区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据统计,1990年,东、中、西部三地区人均GDP比为100：60：57,2000年为100：50：39,2004年进一步扩大到100：48：38,到2009年比率变为100：77：44。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种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在发展初期对于整体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一些促进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地区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都将造成一定的障碍。因此,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策目标,而货币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如何来完成这一重大任务,也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点。在我国,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效力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但大多数研究都是整体性的研究,即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整体性的传导效果。然而,在货币政策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存在明显的差距,地区间的发展程度,市场开放程度,经济环境和经济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样,相同的政策实施到不同的地区,造成的反应和效果可能不尽相同,即统一的货币政策在不同的地区间形成了不同的效力。如果在实施和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时,忽略这种地区间的差异性,只考虑总体性的效果,可能会对货币政策的实际绩效造成相当程度的削弱,长期以往,可能会加大各地区间的经济差距,甚至对经济长期和谐发展起到牵制作用。本文在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变迁路径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金融环境出现的最新变化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对比,来说明货币政策效力在地区间存在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助于缩小货币政策地区差异、促进中国经济和谐发展的政策选择。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是货币政策与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系统地研究特定环境中的传导效率,从而发现货币政策运行规律及存在的问题,可以丰富和完善货币政策的理论研究框架。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决定了宏观调控的绩效大小,对传导过程和整体效率作科学的衡量不仅关系到评价过去政策的运行情况,也影响着货币当局当前与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政策决策。高效的货币政策能使各经济主体形成一个有效的协作系统,共同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显然,对于传导效率的客观评价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货币政策的宏微观环境基础处于不断变革中,各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对正确评价货币政策的整体以及作用过程效率带来了困难,因此,客观上需要展开理论前沿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对中国货币政策运行效率作出一般和动态的解释。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目的是为了确定货币政策“瓶颈”的位置,并有针对性地加以疏导。因此,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政策研究,对于疏通传导渠道,深化金融经济改革,指导货币当局的政策操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力在区域间的差异性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和研究,所要揭示的核心问题是转轨时期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区域差异性以及这一区域差异形成的机理。全文的研究工作主要从以下四个层面展开：第一本文主要对货币政策效力非对称性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了概括;第二,本文通过对转轨时期中国经济与金融制度变迁轨迹与特征的分析,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存在区域差异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逻辑推理；第三,针对理论推理的结论——中国货币政策效力存在区域差异,本文运用图表分析法对此作了进一步经验证明。第四,针对中国统一货币政策与区域金融二元结构的矛盾,本文用美国的经验为依据,提出了货币金融政策区域差别化调整的政策主张。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源于中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与金融制度变迁过程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金融领域表现为区域金融运行的二元结构特征。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日益间接化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效果越来越依赖于微观金融运行机制,区域金融二元结构无疑使得不同地区对统一货币政策的反应有差异,并最终导致了货币政策效力存在区域差异。同时,这一区域差异还通过局部对整体的牵制作用,限制了统一货币政策总体绩效的取得。(2)基于中国区域经济与金融二元结构特征,从决定最优货币区的几个主要指标来看,中国目前仍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最优货币区。因此,为了在不损害货币所代表的国家主权和货币交易的微观效率的同时,增进统一货币政策的实际执行绩效,宏观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就不仅应当考虑到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差异的现状,而且应当致力于缩小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差距,引导各区域逐步走向经济与金融的整合,最终达到全国整体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相对同质性和平衡性,以此为逐步向最优货币区迈进创造条件。本文的写作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尝试。其一,从国际研究范围来看,本文选择了主权统一的大国统一货币政策效力的空间差异性为研究对象,现有的货币政策效力地区差异性研究成果对此鲜有涉及。从国内研究视角来看,本文着眼于通过考察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区域差异以揭示影响总体货币政策传导绩效的特殊因素的研究思路,即“从考察局部效果看全局效果”的研究思路,也较现有研究所通常采取的从总体到总体的研究思路有所不同。其二本文以我国经济金融体制转轨的历史进程作为基础,结合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机理、博弈理论、并运用实际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我国改革开放梯度战略的必然产物,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前后连贯、逻辑严密的分析框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其三,本文对美国在缩小地区差异方面做出的努力和成绩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我国货币政策地区差异的政策建议。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不仅是处于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状态,还在地理环境,经济结构等方面和我国都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因此,对美国缩小地区经济差异的历史回顾和政策研究,对我国构建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框架方面有许多可以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