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长期以来，学界或者把“义”视为某家某派思想的一部分，或者视为一个没有独立意义的铺垫词，“义”作为一个综合性范畴的事实几乎没有得到关注。然而，当我们系统回归文献，把先秦时期的“义”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予以系统考察的时候，却发现其内涵之丰、地位之高、作用之广、影响之深，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义范畴在先秦时期的发展，总体上存在两条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线索：一是作为观念的“义”；二是作为思想的“义”。义观念多体现在政治层面和一般社会层面；义思想则体现在理论层面，是经过思想家们系统论证后的理论成果。殷商时期，商王在“宜祭”中以“我”杀羊祭祀族群共同神灵，并按一定的亲亲尊尊关系合理分配祭肉，这个祭祀程序就是“义”。通过“义”之程序，可以使与祭者有所“得”，从而产生了义“得”（德）、有“得”（德）、敬“得”（德）等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观念萌芽。“义”作为殷商宜祭的重要程序，不但内生出贵贱、等级之别，而且也包含有公、善和分的特质。周人则把“义”发展为“威义”、“义德”与“义刑”等一系列概念，明确了“义”之亲亲尊尊的精神内核，使其具备了鲜明的社会性、共识性和普遍性特征，义观念由此得以确立，并成为西周宗法政治的基本准则。“义”由宗教祭祀程序发展为宗法政治准则，表现为一个宗教神性向政治理性不断让度的进程。春秋时期，义观念发展为社会核心观念。以往学界多以“礼”、“仁”为春秋时期的核心观念，实际上，春秋出现了义观念勃兴的观念史现象。政治家和贤哲们提出“义以出礼”、“义以生利”、“允义明德”，“义”被强调为社会行为的软性规范，彰显为各种利益的立足点，提升为众多德目的准则。“义”还具备了公、正、善、节、分等具体尺度，在社会政治层面具有丰富的现实表现，成为处理民神关系、诸侯关系、君臣关系、同僚关系及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礼崩乐坏、宗法下沉的时代条件下，“义”成为维系春秋社会的观念纽带，表明以“礼”为代表的宗法制度的崩坏，并不意味着以“义”为准则的宗法精神的丧失，尤其是“义”之亲亲尊尊精神内核所产生的泛化和变形，仍具有持久的社会影响力。“义”作为共识性社会观念，在春秋末期出现了衰落危机。孔子在对义观念进行归纳、提升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义思想。孔子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礼以行义”的政治理想；“权变”为义的处世态度；“务民之义”的宗教认识；“义然后取”的理性原则；“行义达仁”的君子之道。孔子把政治层面的义观念内化为个体道德修养方法，构建了“礼义仁”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义”成为这个思想体系的三大核心要素之一。这样，孔子就在中国社会陷入动荡的前夜，在思想的高度上保存了以“义”为主的理性文明底线。在有关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一般叙事中，战国已然是一个“礼崩义失”的混乱时代。实际上，“义”只是脱离了原先的政治层面，下移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成为维系士民、游侠和门客等新兴社会群体的观念纽带，使处于分裂状态的战国社会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认同感和精神维系力。义观念下移的主要原因，是宗法在战国时期的持续下沉和社会化扩展。义观念的下移，不但使“义”成为战国的时代文化精神，成为国民性之重要成分，而且也为诸子百家提供了争鸣对象和观念基础。战国诸子对“义”亲亲尊尊的精神内核作了不同的改造和发展，提出了迥异的义来源论和义功能论，“义”由此成为百家争鸣的主要对象。换个角度看，“义”是诸子共同的思想原点，“论义”是诸子共同的学术方向，“立义”是诸子共同的学术宗旨，“义”又成为诸子共鸣的核心内容。这表明“义”不是某家某派的特殊标签，而是不同学派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是诸子建构自身学说的公共文化资源。诸子围绕“义”形成的争鸣与共鸣，客观上使义思想在战国时期走向了全面丰富。总体而言，先秦时期，义观念一直处于持续下移和扩展的进程中。从殷商时期的“天监下民，典厥义”，到西周时期的“遵王之义”，转至春秋时期的“尊王大义”，最终在战国时期下移到最广泛的社会层面，表现为“一人一义”，义观念下移的脉络显得非常清晰。先秦诸子在对义观念致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义在思想层面的深化和分化。义观念与义思想既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又存在着外在差异性，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义观念提供了社会流布的广度，义思想则提供了理论发展的高度，在这广度与高度之间，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系统，产生了一系列的思想成果，确定了一系列的价值准则，其间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分野，但是，客观上都深刻反映着先秦社会的整体文化精神。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从未思之物到致思之花，义无处不在，无时不彰，在这样一个漫长而广阔的时空体系中，最终生成了一个综合性的义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