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帕提亚时期是伊朗历史上一段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从公元前3世纪中期建国伊始至公元3世纪20年代后期灭亡,帕提亚人的历史前后延续近5个世纪之久。帕提亚王国脱胎于希腊化时期的塞琉古王国,藉其军事优势迅速崛起,跻身于公元前后古代欧亚四大帝国之列,对古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公元前后欧亚大陆四大帝国之一,帕提亚帝国的特殊之处在于：从伊朗历史自身的发展看,它既是将伊朗因素引入后希腊化伊朗的领路者,也是希腊化世界遗产的承继者；从帕提亚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看,帕提亚的历史既与希腊人在中亚、西亚的命运紧密相连,又与罗马人向亚洲的扩张息息相关；再从帕提亚时期整个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看,帕提亚是汉帝国在西域建立外交关系最早也是交往最频繁的国家之一。由于其位于丝路要冲,也就自然成为沟通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丝绸之路的开通是汉帝国与其西邻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张骞通西域,固然有凿空的作用,但实际上也只是打通了整个丝路的东段。而在此前后,帕提亚人一方面抵御东北方向游牧民族的入侵,同时积极向东开辟疆土；另一方面,又向西稳步推进,不断夺取塞琉古王国的地盘。至米特里达提二世时期,从阿姆河以西至塞琉西亚的地区,皆被纳入到了帕提亚帝国的统治之下。随着汉与帕提亚外交关系的确立,丝绸之路继续向西延伸,从中国到地中海的东西丝路大动脉横贯帕提亚帝国全境,帕提亚对于丝路交通的中枢作用由此可见。公元前后,以帕提亚、贵霜为中介和以中国、罗马为两极的丝路文明新格局得以确立,各帝国间政治关系的变动直接影响着丝路贸易的发展走向。就帕提亚在这一贸易格局中的角色而言,帕提亚虽利用地理优势极力巩固其垄断地位,但垄断的目的是为了从中牟利,并非阻碍流通。因此,在这一时期的丝路贸易中,帕提亚扮演着一个垄断中转商的角色。贸易的开展也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帕提亚崛起于希腊化世界,又与佛教犍陀罗艺术盛行的印度西北地区紧密相接。希腊化文化和佛教文化先后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帕提亚帝国内部。在与汉帝国的长期交往中,希腊化世界的文化信息通过帕提亚的中介被带入汉代中国,一些希腊化文化因素甚至渗透到汉代的本土艺术之中。同时,帕提亚也是佛教传入中原内地的重要途径之一,安息王子安世高洛阳译经就是典型的例证。因此,就帕提亚与丝路文明的流动关系而言,它不仅是希腊化文化的传递者,也是佛教文化的输出者。总之,不论是从丝路交通的开辟、丝路贸易的开展,还是丝路文化的交流来看,帕提亚与丝绸之路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多层面、全方位的互动关系。对帕提亚与丝绸之路关系的考察,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帕提亚自身的历史发展,而且对于中国与伊朗和中亚等国重启丝绸之路,开创国际合作新局面亦不无借鉴之处。